「岁暮归南山」
孟浩然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墟。
赏析：
这首诗作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孟浩然四十岁。这是他生命中至关重要、也最为残酷的年份。这一年，孟浩然赴长安应进士科考试。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应试。彼时的他，已在襄阳隐居多年，以山水诗名世，与王维、张九龄等文坛巨擡皆有交游。表面看来，他是一位安于林泉的隐士；但四十岁的孟浩然，内心从未真正放下对功名的期许。唐代士人将四十视为“强仕之年”，《礼记》有言“四十曰强，而仕”。这一年，他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然而落第。
这场失败对孟浩然的打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重。他并非不第的举子——此前他已在文坛成名，与当朝显宦诗酒往还；他并非没有门路——王维、张九龄皆可为援引；他甚至并非没有才学——后世将他与王维并称“王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顶峰。然而他就是落第了。更令人唏嘘的是，《新唐书》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一日，王维私邀孟浩然入内署，忽遇玄宗驾临。孟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如实奏对。玄宗命出见，并问其诗。孟浩然遂诵此诗。至“不才明主弃”，玄宗不悦，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还。此说未必属实，却流传甚广。因为它精准地捕捉了这首诗带给时人的感受：这不是自谦，是反讽；不是认命，是控诉。即便对天子，孟浩然也不肯在诗中说一句违心的话。
这首诗因此成为孟浩然诗集中最特殊的一首。它没有山水田园的清幽，没有干谒诗的克制，没有赠别诗的温厚。它只有坦白——近乎疼痛的坦白。四十岁落第的孟浩然，在这一刻卸下了隐者的面具、名士的姿态、求荐者的分寸，把一腔悲愤写成了这首“最不孟浩然”的诗。然而奇妙的是，正是这首诗，让他成为了真正的孟浩然。此后他彻底归隐，终身布衣，再未踏入长安。这场认输，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首联：“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我再也不向朝廷上书求仕了，还是回到南山那间破旧的茅屋去吧。
起笔便是决绝的姿态。“北阙”是帝王宫阙，是功名的象征，是孟浩然四十年来念兹在兹的方向。“休”字斩钉截铁，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回头的打算。这与其说是陈述，不如说是与自己立下的誓约。“南山”指襄阳岘山以南，孟浩然的涧南园所在。“敝庐”二字下得极重——那不是谦虚，是真实的境况，更是自尊与自嘲的混合体。他本可以用“旧庐”“故园”等中性词汇，却偏偏选择“敝”字。这既是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知，也是对外界评判的提前回应：不必可怜我，我知道自己有多寒酸。
两句之间，从“北”到“南”，从“阙”到“庐”，从“上书”到“归”，完成了空间与心态的双重转向。然而这个转向不是从容的，是被迫的；不是平和的，是负气的。
颔联：“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因为我没有才能，所以被英明的君主弃用；因为体弱多病，连老朋友们也渐渐疏远了我。
这是全诗最著名的两句，也是孟浩然一生最沉痛的独白。字面是自贬：“不才”是自己无能，“多病”是自己累赘。然而在“不才”与“明主”并置、“多病”与“故人”对举的瞬间，一个巨大的反讽张力已然形成。如果君主是“明”的，为何会弃“不才”之人？如果“故人”是真交，为何因“多病”而疏？ 这逻辑上的裂隙，正是诗人埋藏的不平。
更可悲的是，这两句或许句句属实。孟浩然确实终身未仕，确实在落第后与某些权贵友人渐行渐远。最深的痛，不是被冤枉，而是被说中。当一个人用自贬的方式陈述事实，而这个事实又恰好无法反驳时，那种屈辱与无奈，比任何控诉都更令人窒息。
颈联：“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白发一天天催人老去，春天又一年逼近岁末。
由人事转入时光，情感从对外的怨愤转为对内的叹息。“白发”与“青阳”对举，白与青、老与新、逝去与到来，构成时间的巨大张力。诗人夹在这两股力量之间——被白发从身后追赶，被青阳迎面逼迫，无处可逃。“催”字写老之速，是恐惧；“逼”字写岁之尽，是压迫。这不再是感慨，是被时间围剿的窒息感。四十岁落第，在唐代并非绝路；但对于孟浩然来说，这已经是最后的窗口。他知道自己不会再来了。
尾联：“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墟。”
满怀愁绪彻夜难眠，唯有松间的月色，空照着我寂寞的窗棂。
结句以景收情，是孟浩然最擅长的笔法。然而这里的景，没有《夏南亭怀辛大》的清幽，没有《夜归鹿门》的宁静。“墟”字是全诗最冷的字——它不是“虚”，不是“空”，是废墟之墟，荒芜之墟。月色依旧，松影依旧，夜窗依旧，但坐在窗前的人，已是一片废墟。“永怀”是耿耿于怀，是无法释怀。诗人没有说自己在想什么。是落第的耻辱？是明主的弃置？是故人的疏远？是白发的催促？还是明天就要踏上的那条归乡路？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他只是醒着，看着月光把窗外的一切都照成废墟的颜色。
整体赏析：
这是孟浩然诗集中最痛的一首。它痛在必须认输，痛在无处可怨，痛在句句属实。这首诗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彻底撕去了隐逸诗人“淡泊名利”的面纱。孟浩然一生以隐士自居，后世也乐于将他塑造成一个与世无争、醉心山水的形象。但真实的孟浩然，在这首诗中露出了全部的不甘、不平、不舍、不愿。他并没有那么想隐居，他是考不上、没人要、等不起、回不去，才隐居的。
这并不减损他的伟大。恰恰相反，正是这份不甘，让他的归隐不再是逃避，而是选择；正是这份疼痛，让他的山水不再是空寂，而是疗愈。
全诗四联，情感层层递进：首联是负气的决绝，颔联是委屈的辩解，颈联是恐惧的叹息，尾联是绝望的空寂。孟浩然没有在诗中找到答案，也没有给自己一个释然的出口。他只是把这一夜的真实记录下来，然后天亮上路，回到南山。那不是凯旋，那是溃败。但正是这场溃败，让他成为了真正的隐士——不是因为没有欲望，而是因为欲望破灭后，他没有选择抱怨时代、责怪他人，而是把所有的悲愤都咽下去，化作了窗棂上的那片冷月。
写作特点：
- 反讽与自贬的双重声调：诗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等语，表面是自谦自责，实则暗含批判与不平。这种表里不一的话语张力，使诗歌在平稳的语调下暗流汹涌。
- 时空对仗的压迫感：第三联“白发”与“青阳”、“催”与“逼”、“年老”与“岁除”，形成时间维度的多重对仗，将个体生命的流逝与自然节律的循环并置，凸显出人在时间面前的无力感。
- 结句的意象转换：尾联由直抒胸臆转为意象呈现，以“松月夜窗墟”五字收束全诗。这个意象不是对前文情感的“缓解”，而是对前文情感的“物化”——诗人的全部愁绪，都凝固在这一片冷寂的月光里。
- 叙事的断裂与省略：全诗未写落第的具体过程，未写归乡的具体行程，直接从“休上书”跳到“归敝庐”。这种叙事跳跃，恰恰是创伤心理的真实写照——最痛的细节，往往被记忆自动删除。
启示：
孟浩然的伟大，不在于他淡泊名利，而在于他坦承自己无法淡泊。中国文人历来有一套成熟的话语系统来处理仕途失意：或者将功名视为“尘网”，将归隐升华为“高洁”；或者将不遇归于“天命”，以“知足”消解不甘。孟浩然在这首诗中拒绝使用这套话语。他不说官场污浊，只说“明主弃”；不说自己超脱，只说“不才”；不说归隐快乐，只说“敝庐”“多病”“愁不寐”。
这是一种可怕的诚实。它撕开了中国文人最隐秘的伤口：不是不想，是要不到；不是不争，是争不过。这首诗告诉我们：真正的尊严，不是从不低头，而是在低头之后，依然承认自己曾想昂首；真正的豁达，不是从不遗憾，而是在遗憾深处，依然选择诚实地面对自己。
一千二百年后，我们不再关心谁当了宰相、谁中状元，却依然读着这个落第者的诗。不是因为他的失败比成功者的事迹更精彩，而是因为他在失败时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替后来无数“欲济无舟楫”的人，说出了那句从未说出口的：我也曾以为自己能渡过去。
关于诗人：
孟浩然（689 - 740），襄阳（今湖北襄阳）人，盛唐著名诗人。一生除四十多岁时曾往长安、洛阳求取功名而在北方作过一次旅行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故乡鹿门山隐居，或在吴、越、湘、闽等地漫游。李白在《赠孟浩然》中予以充分赞美，杜甫称其“清诗句句尽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