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1019 - 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嘉祐二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风古雅平正，《墨池记》《寄欧阳舍人书》等篇章以严谨的说理和醇厚的文风著称；诗歌则质朴含蓄，《西楼》"海浪如云去却回"展现壮阔意境。虽文学成就稍逊苏轼、王安石等同辈，但因其文风"醇乎其醇"（王安石语），被后世奉为"南丰文派"宗师。此外，他精于校勘，整理《战国策》《说苑》等古籍，在宋代学术史与散文发展史上占据独特地位。
主要作品：
生平：
曾巩其家族世居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南丰），为当地书香门第。祖父曾致尧官至尚书户部郎中，以直谏闻名；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学问渊博。在这样的家学熏陶下，曾巩自幼展现出超群的文学天赋。据《宋史》记载，他十二岁即能作《六论》，"立论宏远，文辞雄伟"，令乡里宿儒惊叹不已。十四岁时，因父亲出任泰州府如皋县令，曾巩随父宦游江南，寄读于如皋中禅寺。这一时期，他深受江南文化的滋养，与当地文士交游论学，为其日后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青年时期的曾巩已显露出不凡的才识与气度。十八岁入京游学，与当时尚默默无闻的王安石相识，二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二十岁时，他带着自己的《时务策》拜谒文坛领袖欧阳修，受到欧阳修的极力赞赏。欧阳修在《送曾巩秀才序》中称赞他"其文辞宏博隽伟，固已惊动世人"。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却在科举之路上屡遭挫折。由于他专攻古文，不屑于应试的时文程式，多次参加科举都名落孙山。庆历七年（1047年），父亲突然病逝，曾巩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家乡挑起家庭重担。在清贫中，他不仅要侍奉继母，还要抚养四个弟弟和九个妹妹，常常"昼则苦于衣食，夜则读于烛下"，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
转机出现在嘉祐二年（1057年）。这一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力排众议改革文风，坚持以古文取士。三十九岁的曾巩终于与弟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同登进士第，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初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他以明习律令、断案公允著称。后经欧阳修举荐入京，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负责校勘整理古籍。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他先后校订了《战国策》《说苑》《新序》《李太白集》等大量典籍，并撰写了多篇精辟的目录序文，为保存古代文献作出了重要贡献。
熙宁二年（1069年），曾巩被任命为《宋英宗实录》检讨，但因与王安石变法派政见不合，不久即外放为越州通判。此后十余年间，他辗转各地担任地方官，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七州知州。每到一地，他都勤政爱民，留下了许多惠民政策。在齐州任上，他严厉打击豪强"霸王社"，整顿社会治安；在洪州任上，面对严重瘟疫，他设立临时医院，组织抗疫；在福州任上，他废除官府与民争利的菜园制度，保护菜农利益。这些政绩使他深得百姓爱戴，离任时多地百姓为他立祠纪念。
元丰四年（1081年），朝廷看重曾巩的史学才能，召他回京任史馆修撰，主持编修《五朝国史》。次年拜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但此时的曾巩已年过六旬，深感力不从心，多次上书请求致仕。元丰六年（1083年）四月，这位文坛巨匠病逝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六十五岁。朝廷追赠其为礼部侍郎，谥号"文定"，后人尊称他为"曾文定公"。
文学成就：
曾巩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核心人物，其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创作上。他继承韩愈、欧阳修的古文传统，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章要内容充实、有益于世。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他形成了"古雅平正、醇厚典雅"的独特文风，被后人誉为"南丰体"。现存《元丰类稿》收录其散文近800篇，按题材和内容可分为政论、史论、杂记、书序等多个类别，每类都有传世佳作。
政论文章集中体现了曾巩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救灾议》系统阐述了他的荒政思想，提出"救饥当先赈，防乱当先备"的原则，强调救灾要有预见性和系统性；《本朝政要策》全面论述了北宋中期的政治得失，显示出他对国家大事的深刻思考。这些文章结构严谨，论证周密，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价值，堪称宋代政论文的典范。其中《越州赵公救灾记》是一篇独具特色的纪实散文，详细记录了越州知州赵抃在灾荒中的各项救灾措施，从灾情调查、粮食调配到医疗救助、灾后重建，事无巨细，娓娓道来。文章既是一份珍贵的救灾档案，又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开创了以文学笔法记录政务的先河。
学术著述类文章展现了曾巩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校勘古籍的过程中，他为每部书都撰写了精辟的目录序文。《〈战国策〉目录序》不仅考证了该书的流传过程，还深刻分析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思想特点；《〈列女传〉目录序》在梳理历代列女故事的同时，阐述了自己对女性道德标准的看法。这些序文既有学术价值，又有文学价值，体现了曾巩"文道合一"的文学主张。他为《南齐书》《梁书》《陈书》等正史所写的目录序，更是将史才与文才完美结合，被后人视为史论文章的典范。朱熹曾评价说："曾南丰文字气脉浑厚，说理透彻，读之令人心平气和。"
抒情言志类散文则让我们看到了曾巩丰富的情感世界。《寄欧阳舍人书》是写给恩师欧阳修的一封长信，文中回忆了二人交往的点点滴滴，表达了对恩师的深切感激之情，字里行间流露出真挚的师生情谊；《墨池记》从王羲之洗笔的墨池遗迹生发开来，探讨了书法艺术与勤学苦练的关系，寄托了自己的治学理想；《醒心亭记》描写了滁州山水之美，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情怀融为一体，展现了作者高洁的志趣。这些文章虽然情感内敛，不事雕琢，但正因为其朴实无华，反而显得更加真挚动人，读来令人回味无穷。
诗歌创作虽非曾巩的主要成就，但存世的400余首诗歌也颇具特色。他的七言绝句《西楼》"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气象雄浑；《咏柳》"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托物言志，含蓄隽永。五言古诗《追租》直接描写农民遭受剥削的悲惨境遇，语言质朴，感情深沉，体现了诗人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咏史诗如《读五代史》"唐衰藩镇强，王室微如线"展现了他作为史学家的独到眼光。整体而言，曾巩的诗风与其文风一脉相承，以说理见长，不尚华丽，但求意蕴深远，在宋诗中自成一家。
作品风格：
曾巩的散文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结构艺术、语言特色和情感表达三个方面。这些艺术特征的形成，既源于他对古代散文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与他的学术修养和人生阅历密不可分。
在结构艺术上，曾巩的散文呈现出严谨与灵动相统一的特色。他善于根据不同的题材和内容，采用最恰当的结构形式。《宜黄县学记》是一篇典型的政教类文章，采用三段式结构：先详细记述县学的兴建过程，次论述教化的重要性，最后归结到"先王之道"的根本宗旨，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如同建造一座精妙的殿堂。《道山亭记》则展现了另一种结构方式，文章从闽地的山川形势写起，转而描写道山亭的建造经过，再延伸到当地的风土人情，最后抒发作者的感慨，看似随意挥洒，实则匠心独运。这种"随物赋形"的结构艺术，使曾巩的散文既保持了严密的逻辑性，又不失灵动变化之美。
语言特色方面，曾巩追求一种简约而深致的表达方式。他反对六朝以来骈文的浮华之风，主张恢复秦汉古文的质朴传统。《救灾议》中连续使用"灾所被者几州？""民所食者几何？"等设问句式，既增强了文章的论辩力度，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节奏。《厄台记》记述孔子困于陈蔡的典故，语言平实无华，但通过"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容"的议论，表达了对历史命运的深沉思考。这种"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语言风格，看似平淡，实则内涵丰富，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曾巩还善于运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如《〈战国策〉目录序》中"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的句式，既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又不失自然流畅。
情感表达上，曾巩的散文呈现出理性与感性相平衡的特点。作为一位醇儒，他的情感表达总是有所节制，追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赠黎安二生序》是为两位年轻学子写的赠序，文中既有对后进的殷切期望，又有对时弊的委婉批评，谆谆教导中透着长者的慈爱。《亡妻宜兴县君文》是悼念亡妻的作品，虽然感情深挚，但表达得含蓄内敛，没有呼天抢地的悲恸，而是通过回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寄托绵绵不尽的哀思。这种"中正平和"的情感特质，既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又与曾巩沉稳内敛的性格相契合。即使在抒发政治抱负或人生理想时，他也总是保持着理性的态度，如《〈梁书〉目录序》中对历史兴亡的感慨，深沉而不失冷静，体现了一位史学家的睿智与通达。
影响：
曾巩留给后世的思想遗产，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更表现在他的教育实践、政治理念和文化影响等多个方面。这些思想遗产，既具有历史价值，又对当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教育领域，曾巩有着卓越的实践和独到的见解。他在抚州居所旁创办"兴鲁书院"，亲自制定学规，定期讲授经义。其教育思想强调"蓄道德而能文章"，认为治学应当"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在教学实践中，他注重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他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如弟弟曾布官至宰相，曾肇成为著名学者；弟子陈师道、王无咎等都是北宋文坛的重要人物。曾巩特别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学者必慎其所道"，主张通过研习经典来陶冶情操、完善人格。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对宋代书院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治理念方面，曾巩主张稳健务实的改革路线。他虽然与王安石私交甚笃，但在变法问题上持谨慎态度，主张"法不可不变，而变不可不慎"。在地方任职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改革措施：在齐州实行保甲法，加强地方治安；在福州改革税制，减轻百姓负担；在洪州建立完善的救灾体系，提高抗灾能力。这些措施既贯彻了朝廷的政策精神，又结合了当地实际情况，取得了显著成效。曾巩的政治思想强调"仁政"与"礼治"相结合，认为治国应当"宽猛相济"。他在《救灾议》中提出的"先赈后防"原则，至今仍是应急管理的重要理论参考。这种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的施政智慧，对现代公共治理仍具有借鉴价值。
在文化影响方面，曾巩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唐宋派文人将他奉为文章正宗，归有光称其文"气浑而格正"；清代桐城派方苞赞其"气韵高简，理致深远"；近代曾国藩将其与司马迁、韩愈并列为文章三圣。在江西南丰，读书岩、曾文定公祠等遗迹至今保存完好，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山东济南，大明湖畔的南丰祠见证了人们对这位良吏的永久纪念。曾巩的文集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千年英雄"，全球仅12人入选，曾巩是其中唯一的中国文学家，这充分说明了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曾巩的思想遗产还体现在他的人格魅力上。他一生清正廉洁，虽历任要职却家无余财；他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在父亲去世后独自承担起抚养弟妹的重任；他尊师重道，对欧阳修始终执弟子礼；他提携后进，培养了大批文学人才。这种知行合一、德才兼备的人格风范，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集中体现。正如《宋史》所评价："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而纡徐不迫，简奥不晦，卓然自成一家。"这位北宋文坛巨匠用他的道德文章，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璀璨的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