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772 - 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中唐著名诗人、哲学家。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屡遭贬谪，先后远贬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等地，长达二十三年，晚年入朝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其诗风雄浑豪健，短篇清新婉转，长篇则沉郁苍劲，白居易誉之为“诗豪”。代表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联，以自然意象寓新陈代谢之理，成为千古名句；《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借燕子的迁移写尽历史兴衰，寄慨遥深；《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则融民歌风味与双关谐趣，开创文人竹枝词新风。散文《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更以短章见志趣。刘禹锡在哲学上亦有所成，著《天论》三篇，发挥唯物主义思想。其诗不随大历诗风的衰飒，而独有振拔之气，对后世苏轼、陆游等豪放派诗人影响深远。
主要作品：
生平：
刘禹锡的祖籍和族系，史书记载存在一定差异。据其临终前所撰《子刘子自传》，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先世原属匈奴族，其七世祖于北魏孝文帝时遵朝廷诏命改姓刘，从此“世以儒学称”。其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刘禹锡出生于其父迁徙之后，童年时代生活在江南水乡，曾至吴兴从诗僧皎然、灵澈学诗，受到了良好的文学熏陶和佛教思想的浸润。
刘禹锡自幼聪颖好学，胸怀大志。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二十二岁的刘禹锡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与柳宗元同时进士及第，同登进士榜。此后，他又接连登博学宏词科、举吏部取士科，于贞元十一年（795年）被授太子校书，可谓青年才俊、仕途得意。贞元十六年（800年），他入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叛军，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深得杜佑器重。贞元十八年（802年），他调任渭南县主簿；次年入朝为监察御史，进入了朝廷的核心监察机构。
在监察御史任上，刘禹锡与柳宗元、陈谏、韩晔等人结交于王叔文，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此时的刘禹锡锐意仕途，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与柳宗元一起成为王叔文推行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正月，顺宗即位，刘禹锡升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整顿财政，推进改革。这场被称为“永贞革新”的政治运动，旨在革除中唐以来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赋税繁重等积弊，改革初期取得了显著成效，“市里欢呼，人情大悦”。然而，由于改革触及了宦官、藩镇及守旧派朝臣的根本利益，加之王叔文用人不当、操之过急，改革集团很快遭到强烈反击。同年八月，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即宪宗），改元永贞，标志着“永贞革新”彻底失败。这场改革前后仅持续了一百四十六天，便以惨败告终。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与柳宗元等革新骨干同遭贬谪。九月，刘禹锡先被贬为连州（今属广东）刺史，途中改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在朗州谪居长达九年。这次贬谪是他人生中一次重大的政治打击，却也使他有机会深入体察民间疾苦、广泛接触巴楚风土人情，为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初，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被召还京。然而，刘禹锡性格刚毅，不肯屈就于当权者。回京后，他游览玄都观，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俗称《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诗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等句，讽刺权贵，引起了执政者的不满。刘禹锡再度被贬，出任连州刺史。此后，他又先后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在巴山楚水之间辗转流离长达二十余年。
在漫长的贬谪生涯中，刘禹锡以其坚毅的性格和乐观的精神，在困境中坚持创作，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篇。在朗州期间，他创作了《聚蚊谣》《百舌吟》《飞鸢噪》等政治讽刺诗，以寓言托物手法抨击政敌；在夔州期间，他深入民间，采撷巴渝民歌，创作了著名的《竹枝词》九首，开创了唐代诗歌的新领域。他还与远在永州的挚友柳宗元保持诗文往来，相互慰藉，同度人生困境。当柳宗元为回应韩愈的《原道》而撰写了《天说》后，刘禹锡又立即写下哲学著作《天论》三篇进行策应和声援，共同推进了中唐哲学思想的发展。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年），刘禹锡被召回洛阳，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次年回朝，又任主客郎中。大和五年（831年），他出为苏州刺史，后转历任汝州刺史、同州刺史等职。自开成元年（836年）始，刘禹锡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后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晚年的刘禹锡在洛阳与白居易、令狐楚、李德裕等文坛政坛翘楚频繁唱和，生活逐渐趋于闲适。
刘禹锡一生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帝王，却很少有一展政治才能的机会，前期屡受政治打击和贬谪磨难，后期虽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物是人非的现实和日趋激烈的政治斗争，已使他感到事不可为亦不能为。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刘禹锡病逝于洛阳，享年七十岁。临终前，他撰写了《子刘子自传》，系统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去世后，朝廷赠户部尚书，葬于洛阳。
作品风格：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取得了极高的成就，现存诗八百余首。其诗题材广阔，形式多样，无论是短章还是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根据学界研究，刘禹锡诗歌成就最高的主要有三类：政治讽刺诗、怀古诗和竹枝词。
“诗豪”之誉与豪健风格
刘禹锡以“诗豪”之称著称于文学史。这一称号出自其挚友白居易。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此后，“诗豪”遂成为后世评刘禹锡诗风的定论。此一“豪”字，意蕴丰富，既有豪俊之谓，赞誉刘禹锡之诗才韵致出类拔萃；又有豪放、桀骜之义，体现其百折不挠的精神气质。其豪健诗风的形成，源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他性格刚毅豪猛，有豪爽直率的精神气骨；二是他一生历经政治沉浮，在挫折中锤炼出“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品格；三是他善于博采众长，既有对盛唐诗歌传统的继承，又有对民间歌谣的借鉴吸收，使其诗歌在艺术上精湛刚健。
刘禹锡豪健诗风的典范，莫过于《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首诗是刘禹锡与白居易在扬州初逢时的唱和之作。宝历二年（826年）冬，刘禹锡结束了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涯，与白居易在扬子津首次相遇。白居易对刘禹锡前半生的贬谪充满不平和同情，写下了“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的《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回赠，前半感叹“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悲怆，后半引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高歌。白居易称赞这两句“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刘禹锡面对二十三年的贬谪，非但没有沉溺于悲苦之中，反而表现出对世事变迁和仕宦升沉的豁达襟怀，无愧“诗豪”之名。
政治讽刺诗
刘禹锡的政治讽刺诗，是其豪健精神的又一重要体现。这类诗往往以寓言托物手法写成，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贵，涉及广泛的社会现象。在朗州贬所，刘禹锡写下了《聚蚊谣》《百舌吟》《飞鸢噪》《昏镜》《养鸷词》等一系列政治讽刺诗，以蚊、鸟、鹰等动物形象，寄托了他对当时社会丑恶现象的指责与愤懑。如《聚蚊谣》中写“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揭露小人的卑劣；《飞鸢噪》末句“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以“蝼蚁”喻小人，以“虽能戾天何足贵”表达轻蔑与鄙夷。这些诗作锋芒凌厉，堪称“其锋森然，少敢当者”。
刘禹锡最为人熟知的讽刺诗，当属《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俗称“桃花诗”）。回京后，他游览玄都观，见观中桃花盛开，写下“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中以“桃千树”比喻朝中新贵，以“尽是刘郎去后栽”讽刺这些权贵是在他这辈革新人被贬之后才得势的。此诗传开后，“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刘禹锡再次被贬出京，移做播州刺史，后改连州刺史。十四年后，刘禹锡再次被召回长安，竟又写下了《再游玄都观绝句》：“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以“前度刘郎”自喻，表现了对权贵的不屈和蔑视，这已不仅是嘲讽，更是一种至死不屈的桀骜之气。
怀古诗
刘禹锡的怀古诗，在唐代同类题材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怀古诗沉郁雄壮兼备，境界高远，往往借历史兴亡之变，抒写对时代、对人生的深沉感慨，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沧桑感和深沉的哲理思考。
《西塞山怀古》是其怀古诗的代表作：“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诗人以晋灭吴的历史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千寻铁锁沉江底”与“一片降幡出石头”的强烈对比，揭示出无论多么坚固的防御也挡不住历史的潮流。全诗气势磅礴，意蕴深远。
《乌衣巷》则是刘禹锡怀古诗中传诵最广的名篇：“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原是东晋王导、谢安两大豪门贵族的聚居之地，繁华一时，然而到刘禹锡的时代，这里已是杂草丛生、夕阳斜照的破败景象。诗人以“野草花”“夕阳斜”渲染荒凉，以燕子仍旧归来却已易主，写沧海桑田的巨变。此诗以小见大，语浅意深，短短二十八字，写尽了历史兴衰和人事无常，堪称千古绝唱。
《石头城》也是其怀古诗中的精品：“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以群山、潮水、明月这些永恒的自然景物，映衬石头城的荒凉空寂，寄托对六朝繁华消逝的深沉感慨。刘禹锡的怀古诗沉郁雄壮，语浅意深，历来被推为唐怀古诗的典范。
竹枝词
刘禹锡最为人称道的成就之一，是对民歌的采集和改造。在被贬夔州期间，他深入民间，广泛接触了巴渝一带的民歌《竹枝词》。这种民歌“含思宛转，朴素优美”，歌词杂咏当地风物和男女爱情，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刘禹锡深受感染，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了《竹枝词》九首（一说十三首），开创了唐代文人学习民歌创作的新领域。据说诗人不仅采集民歌歌词，而且能唱，一曲清歌，举座潸然。
《竹枝词二首》其一最为著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中描写一位女子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春日，听到情郎在江上唱歌。“道是无晴却有晴”巧妙利用“晴”与“情”的谐音双关，含蓄地表达了少女对爱情的忐忑与欣喜——听出情郎心中有自己，正如天虽半雨半晴，终归是晴天。此诗语言简朴生动，情致缠绵，以其巧妙的双关修辞成为千古绝唱，充分展现了刘禹锡“寓深意于浅语”的卓越艺术才能。
此外，《竹枝词》中还有大量描写当地风土人情的作品，如“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等，真实记录了巴蜀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诗作清新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生活情趣，在唐诗中别开生面。除《竹枝词》外，刘禹锡还创作了《杨柳枝词》《浪淘沙》等大量学习民歌的作品。七言乐府小诗吸取民歌曲调的优点，音调浏亮，节奏鲜明，适于入乐歌唱。
哲理诗与言志诗
刘禹锡的诗歌中还包含大量富有哲理意味的作品。这类诗或言志，或写景，往往在平淡的叙述中寄寓深沉的哲理思考，体现了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的融合。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沉舟侧畔仍有千帆竞渡、病树前头更有万木逢春的景象，表现出一种超越个人得失的旷达胸怀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千百年来鼓舞着无数身处逆境之人。
《秋词二首》其一更是刘禹锡言志诗的典范：“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自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以来，悲秋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主题。刘禹锡却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语，彻底颠覆了这一传统，表现了诗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不畏逆境的人格力量。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全新的迁谪心态——自屈原至中唐，迁谪诗歌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现，才以“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风貌面世。
《浪淘沙九首》其一以黄河为背景：“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诗中意象壮阔，情感丰富，以黄河之壮阔抒发了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关注，体现了作者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
《望洞庭》则展现了刘禹锡山水诗的另一种风貌：“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诗中描绘洞庭湖秋夜景色，以“镜未磨”状湖面之平静，以“白银盘里一青螺”喻湖中君山，比喻新颖巧妙，意象清晰平和，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慰藉。
散文成就
刘禹锡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的散文以论说文成就最大，专题性论文涉及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其哲学著作《天论》三篇，论述天的物质性，分析“天命论”产生的根源，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刘禹锡最为人熟知的散文作品，当属《陋室铭》。据传，此文作于他任和州刺史期间（824—826年），刘禹锡年已五十二三岁。文章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起兴，进而点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表达了作者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文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等句，将陋室的环境与主人的志趣融为一体，表现出作者在困境中坚持精神追求的独立人格。这篇文章虽然短小，但文笔优美，意境高远，表达的思想又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因此流传极广，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名篇。
唱和诗与“刘白”并称
刘禹锡晚年的唱和诗是其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宝历二年（826年）到他去世的会昌二年（842年），即55岁到71岁的晚年，他的诗歌创作中将近70%都是唱和诗，唱和对象包括白居易、元稹、柳宗元、牛僧孺、李德裕、令狐楚等文坛政坛翘楚。其中，62%的唱和作品是与同龄人白居易的酬和。
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两人同年出生（均生于772年），仕途均坎坷，在扬州初次见面后便结为终生诗友。他们晚年同住洛阳，亦官亦隐，常一起饮酒作诗，相互唱和，仅流传下来的唱和诗就有100多首。白居易对刘禹锡的才情推崇备至，称其“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并称自己“予不量力，往往犯之”。面对衰老的晚景，白居易写《咏老赠梦得》，刘禹锡则以《酬乐天咏老见示》回赠，末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同样表现出了老当益壮的豪迈气概。刘禹锡与白居易并称“刘白”，《新唐书·白居易传》载：“（元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沈德潜《唐诗别裁》亦云：“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与白傅唱和，故称‘刘白’”。
文学影响：
刘禹锡在中晚唐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既是中唐诗歌的大家，又是重要的散文家和哲学家，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诗豪”之称与文学史定评
刘禹锡被白居易称为“诗豪”，这一评价已成为后世评刘禹锡诗风的定论。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盛赞刘禹锡诗歌“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唐诗坛的地位。其豪健刚劲的诗风，在中唐诗坛独树一帜，既不同于韩愈的奇崛险怪，也不同于白居易的平易浅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白居易自评与刘禹锡的唱和时称“一往一复，欲罢不能”，并坦承“予不量力”，足见其对刘禹锡诗才的由衷敬佩。刘禹锡的诗中，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捷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
与柳宗元的生死之交
刘禹锡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二人不仅在文学上互相砥砺、共同成就，在政治上更是并肩战斗、生死相依。他们同登进士，同朝为官，同参与永贞革新，同遭贬谪，同被召回，再同被贬逐，被誉为“半世飘零客，一生好‘哥们’”。刘禹锡被贬朗州，柳宗元被贬永州，两人虽远隔千里，却不断诗文往来，相互慰勉。柳宗元在贬谪途中曾赠诗刘禹锡：“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表达了两人共度晚年的愿望。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年仅四十七岁。刘禹锡悲痛欲绝，先后写下《祭柳员外文》《重祭柳员外文》以及《伤愚溪三首》等诗文寄托哀思。诗中以“草圣数行留坏壁，木奴千树属邻家”“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等句，写柳宗元故居的荒凉，以“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的感叹，抒发知音已逝的无限悲痛。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友谊，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绝响。
对民歌的采集与竹枝词的开创
刘禹锡在唐代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是对民歌的采集、整理和改造。他在夔州期间创作的《竹枝词》，开创了文人学习民歌创作的新传统。他将巴渝民歌中“含思宛转、朴素优美”的艺术特点与文人诗歌的典雅技巧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清新自然、健康活泼的独特诗风。《竹枝词》的出现，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唐代诗歌的题材和风格，也为后世词体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六言诗和新体诗句式、节奏、用韵都与律诗不同，逐渐向长短句演变，已开词体的先声。此外，刘禹锡还按《忆江南》曲调填词二首，在词的发展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怀古诗的典范地位
刘禹锡的怀古诗，历来被推为唐代怀古诗的典范。其《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等名篇，以其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宏阔的艺术境界和精炼的语言艺术，成为后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其以小见大的手法，成为咏史怀古的典范句式，对晚唐李商隐、杜牧及宋代苏轼、王安石等人的怀古咏史之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骈文名篇《陋室铭》的文化符号
《陋室铭》虽短小，却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安贫乐道、洁身自好精神的象征。文章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开篇，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点题，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写环境，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写交游，以“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写志趣，层层递进，最后以“孔子云：何陋之有”收束，将儒家安贫乐道的精神与诗人个人的隐逸情趣完美融合。此文千百年来被历代读书人奉为修身养性的经典，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哲学成就：《天论》的思想贡献
刘禹锡在哲学上也有重要贡献。他的《天论》三篇，继承并发展了柳宗元《天说》的思想，系统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不过是自然界的现象，并没有意志和目的。他深刻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著名命题，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智慧胜过自然。这一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唯物主义意义。他与韩愈、柳宗元围绕天人关系展开的哲学论辩，是中唐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历代评价
刘禹锡在唐代即已享有极高的声誉，后世历代诗论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这是对刘禹锡诗歌地位的最权威评价。《新唐书·白居易传》载：“（元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
宋代黄庭坚评价刘禹锡：“大概刘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诗优于它文耳。”充分肯定其乐府诗的成就。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明确指出：“诗豪，白乐天目梦得云。”
清代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曰：“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与白傅唱和，故称‘刘白’。”在《说诗晬语》中又说：“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唱和集》耳。”
现代学者对刘禹锡的评价同样极高。闻一多等学者均将其视为中唐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认为其诗歌中表现出的刚健豪迈、不屈不挠的精神，代表了唐代知识分子在逆境中的崇高品格。
总结而言，刘禹锡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以“诗豪”之称名垂文学史。他一生历经政治沉浮，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未能磨灭其豪健之气，反而使他创作出大量杰出的诗篇。他的诗歌题材广阔，风格多样，政治讽刺诗锋芒凌厉，怀古诗沉郁雄壮，竹枝词清新自然，哲理诗刚健旷达，代表了中唐诗歌的最高成就之一。《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乌衣巷》中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竹枝词》中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秋词》中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以及散文名篇《陋室铭》等，皆已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不朽经典。他与柳宗元的生死之交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与白居易的唱和成就了“刘白”并称的文学地位。其人其诗，千载之下，犹能令人感受到那股“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豪迈与“前度刘郎今又来”的不屈，这正是“诗豪”二字最深刻的精神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