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803 – 853），字牧之，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京兆杜氏是魏、晋以来数百年的“高门世族”。他既是宰相杜佑之孙，又是少年科第，按说是不难“飞黄腾达”的，但是因为他刚直耿介，不屑于逢迎权贵，与牛僧孺私交虽好，而不同意牛僧孺姑息藩镇的政策，与李德裕有世谊，而亦不肯稍事敷衍，所以他一生仕宦并不很得意。进士及第、制策登科之后，杜牧在江西、宣歙、淮南诸使府为幕僚多年，后来又做过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的刺史，中间虽然也曾入朝任监察御史、左补阙以及膳部、比部、司勋、吏部诸员外郎等官职，但时间都不长，最后官至中书舍人。
主要作品：
主要经历：
杜牧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卒于宣宗大中六年，年五十岁。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晚唐多事之秋。当时庄田制发展，土地大量集中，两税法日久弊多，征敛加繁，民生益窘；而藩镇跋扈，宦官擅权，朋党倾轧，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西北两方的边防上，又常受到吐蕃奴隶主与回鹘统治者的侵扰。这些时代背景，都在他的诗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
杜牧关心时政，政治倾向比较开明进步，他承继了他祖父杜佑作《通典》的经世致用之学，很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有忧国忧民的热情与经邦济世的抱负，最喜论政谈兵。他认为当时有两个大问题，一属于内忧，一属于边患。内忧即是安史乱后数十年来的藩镇割据，内战频繁，影响到边防空虚，民生凋敝；边患则是吐蕃统治者占据河西、陇右，威胁京都，而河陇人民亦长期受吐蕃奴隶主奴役之苦。他想将这两个问题解决，然后使国家安宁，生产发展，人民康乐；而想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用兵，所以杜牧很注重兵事，他认为士大夫不知兵是不对的。他曾作《罪言》，主张朝廷修明政治，并提出削平河北藩镇的军事策略。当武宗会昌中，平泽潞叛镇及抵抗回鹘，杜牧都曾上书于宰相李德裕，陈述用兵方策，李德裕也颇采纳他的意见。杜牧又将生平论兵心得为《孙子》十三篇作注。
杜牧二十几岁时，出游各地，就很关心民生疾苦。后来作刺史，为亲民之官，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减除弊政。对于唐朝腐败的政治，也深致不满。这些都可以说是杜牧思想中的进步因素。但是，他的政治抱负既不能实现，就不免时常流露消沉的情思，甚至因抑郁之怀无所发泄，而纵情声色，流传了一些所谓“风流韵事”。不过，总的说来，他还不愧为晚唐时期一位有抱负、有识见、有正义感的士大夫。
文学成就：
杜牧擅长诗、赋与古文，而诗歌的造诣尤为杰出，他的许多进步思想即表现于诗歌之中。后人论杜牧诗，有的认为他只长于缘情绮靡之作，这种看法，不够全面，杜牧诗中有一部分是政治性相当强的。
上文提到，杜牧生平极关心的是削平藩镇与收复河陇，最后希望能求得国泰民安。他这种志向曾在《郡斋独酌》诗中明显地说出：“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当文宗大和[5]初年讨伐沧州叛镇李同捷时，杜牧作《感怀诗》，慨叹安史乱后数十年中藩镇跋扈，影响到“夷狄日开张，黎元愈憔悴”。而朝廷势弱，无法控制强藩，自己虽有方策，可惜不能被采用。“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武宗会昌二年（842），回鹘统治者率兵南侵，朝廷征调大兵防边，杜牧也很关怀，他作《雪中书怀》诗说：“北虏坏亭障，闻屯千里师。牵连久不解，他盗恐旁窥。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他又作了一首《早雁》诗，用比兴的方法寄托了他对于北方边塞人民因受回鹘侵扰而流离逃散的深切同情，成为《樊川集》中的名篇：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对于吐蕃统治者侵占河西、陇右，杜牧一直是很关心的。他作《河湟》诗，怀念河陇人民“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慨叹代宗不能用元载经略之策，宪宗想收复河陇而其志未遂。武宗会昌四年（844），命刘濛为筹边使，准备收复河陇，杜牧很高兴，于是作《皇风》诗，希望“何当提笔待巡狩，前驱白旆吊河湟”！宣宗大中三年（849），陇西人民乘吐蕃衰乱，驱逐吐蕃官吏，唐朝亦派兵接应，收复三州七关，老幼千余人来到长安，见宣宗，欢呼万岁。杜牧这时正在长安为司勋员外郎，目睹盛况，作诗赞叹，有“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之句（《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
在乡村中，杜牧看到农民生活之苦，曾作过一首《题村舍》诗：三树穉桑春未到，扶床乳女午啼饥。潜销暗铄归何处？万指侯家自不知。
杜牧是一个心地善良富于正义感的人，他作《李甘》、《李给事三首》、《哭李给事中敏》等诗，赞扬友人李甘、李中敏反抗权奸的气节，也表示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他又作《杜秋娘诗》、《张好好诗》，对于封建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女子寄予同情。
杜牧思想中不健康的东西，在诗中也有所流露，如《除官归京睦州雨霁》诗中说：“姹女真虚语，饥儿欲一行。浅深须揭厉，休更学张纲。”有灰心消极敷衍世俗之意，而《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兵部尚书席上作》[7]等篇，也都表现了他的不羁之行、声色之好；并且还有无聊的应酬之作，如《送容州中丞赴镇》、《奉和门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十八韵》之类。读杜牧《樊川集》时，应当存瑜去瑕，分别观之。
杜牧诗歌的艺术是相当高的。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在杜牧以前的二百年中，出过许多有名的诗人，创造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但是生在晚唐的杜牧，不摹仿前人，不追逐时尚，有其独创的风格特点。他在《献诗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所谓“奇丽”，可能是指李贺的诗风，而所谓“习俗”，大概是指元稹、白居易等“杯酒光景间小碎篇章”的“元和体”[8]。李贺与元、白“元和体”的诗风，在晚唐时是颇有影响的，所以杜牧特别提出这两方面，说明自己不受他们的沾染；所谓“不今不古，处于中间”者，就是说，自己不囿于时尚，不因袭古人。的确，杜牧固然没有拘囿于李贺与元、白“元和体”的诗风，即便他所最推崇的李、杜、韩、柳，除去他的古诗有时显出受韩愈的影响之外，其他也没有因袭痕迹，他特立独行，能创造出自己特有的风格。当然这并不是说杜牧不接受古人的文学遗产，而是能把他们的好处吸收融化，用自己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来。
杜牧诗风格的特点就是俊爽，也就是刘熙载《艺概》卷二评杜牧诗时所说的“雄姿英发”，这是杜牧诗歌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
前人论杜牧诗，多是欣赏他的律诗与绝句，宋张戒《岁寒堂诗话》甚至于说杜牧“不工古诗”。这种看法不够全面。杜牧固然擅长律诗与绝句，但是古诗，尤其是五古，也作得相当好。自从韩愈以古文家从事于诗歌的创作，将作散文的方法运用于诗中，盘曲跌宕，劲气直达，开了一个新途径。杜牧作古文是学韩愈的，他的古诗也汲取了韩诗的特长[9]，善于叙事、抒情，甚至于发议论，气格紧健，造句瘦劲，如《感怀诗》、《杜秋娘诗》、《张好好诗》、《雪中书怀》、《郡斋独酌》等，都是典型的例子。晚唐诗人，一般说来，才力比较薄弱，长于作律诗与绝句，很少能作长篇古诗的，只有杜牧与皮日休二人的古诗作得多而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