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故人庄」
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赏析：
这首诗作于孟浩然彻底归隐襄阳之后，具体年份已不可确考。从诗境判断，当在开元十八年（730年）以后，即他经历了长安落第、吴越漫游，最终返回鹿门山的人生最后阶段。
这是一个不再有“北阙”之念、不再写“欲济”之叹的孟浩然。他不再是“寂寂竟何待”的求仕者，不再是“还将两行泪”的漂泊客，不再是“黄金燃桂尽”的困顿人。他只是襄阳城外、鹿门山中的一位布衣，有旧友住在邻村，备好了鸡黍，邀他过访。“故人”未详其名。从诗中“具鸡黍”的用典可知，孟浩然是以东汉范式、张劭之交来比喻这份情谊——范式与张劭相约两年后过访，张劭请母亲“杀鸡为黍”以待，信期至，范式果来。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古老的友谊盟约，以“鸡黍”为信物，以“信”为基石。孟浩然将这份厚重的文化记忆，注入一次寻常的田家邀约中。
他应邀而至，把酒言欢，临别时还约了下一场——重阳节，再来赏菊。诗写完了，约定也定下了。这不是离别诗，不是怀人诗，不是干谒诗，不是咏史诗。它就是一次过访的记录，一顿饭的见证。然而正是这首诗，成了中国田园诗的巅峰，成了孟浩然一生精神旅程的终点。
首联：“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老朋友备好了鸡肉和黄米饭，邀请我到他乡间的家中做客。
起笔平平，如话家常。“鸡黍”是田家待客的至味，不昂贵，却隆重。它不是山珍海错，不是盛宴华筵，是把自己种的五谷、养的鸡禽，做成一顿饭，端到客人面前。这种隆重，不在排场，在心诚。“邀我至田家”——五个字，交代了此行的一切缘起。诗人是被邀请的人，是客；但进入诗中，他没有半点客人的拘谨，没有“叨扰”“惭愧”之类的客套。他只是应邀而来，如赴一场注定要赴的约。
此联用典而不见典。范式、张劭的“鸡黍之约”，是中国友谊史上最神圣的盟誓；而孟浩然写来，仿佛只是乡邻间的寻常走动。这正是他晚年诗境的至高境界：将千年典故，化入一饭一蔬。
颔联：“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绿树环绕着村庄，在村边合拢；一道青山，在城郭外斜斜地横卧。
此联写田家所在之地的地理形胜，却是全诗最不“写实”的两句。“合”是绿树环抱村庄的姿态，不是直线排列，不是散点分布，是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将村庄护在怀中。这是空间的收束——视野由远及近，落于这片被绿树圈定的安居之地。“斜”是青山的姿态，不是巍峨耸峙，不是壁立千仞，是舒缓地、从容地横卧在天边。这是空间的延展——视线从村庄向外推，直到远山如黛，如一道淡墨抹在天际。
一“合”一“斜”，一收一放，构成了这片田园的完整气场：既有被庇护的安全感，又有望向远方的开阔感。诗人尚未写及人情，而这片土地已然让人安心。
颈联：“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推开窗，正对着谷场与菜园；举起酒杯，闲谈着桑麻农事。
此联是田园诗中最经典的生活场景书写。“开轩”是动作，是主人或客人推开窗牖的动作，更是诗境由外向内的转折——前联是村边郭外的远景，此联是场圃窗前的近景；前联是天地山川的静观，此联是人间烟火的动容。“面场圃”的“面”，不是隔窗遥望，是正对着、朝向。窗户一开，谷场与菜园如在几席之间。这不是建筑学的真实，这是心理学的真实——当人真正融入田园生活时，他与土地之间不再有距离。
“话桑麻”是全诗情感的真正落点。他们不谈仕途，不谈诗文，不谈长安旧事。他们只是聊今年的桑叶长势、麻的收成、雨水是否调匀。这些话题在功名之士听来琐碎，在孟浩然笔下却成了最高级的精神对话。因为“话桑麻”的前提，是把长安彻底放下了。只有不再等待渡船的人，才会安心地谈论岸上的庄稼。
尾联：“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等到重阳佳节那天，我还要再来，与你共赏菊花。
收束处是一个约定。不是依依惜别时的客套，不是“改日再叙”的敷衍。诗人认真地说：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还来”是主动的承诺，不是被动的应邀。他不再是受邀的客人，他已经是这片田园的归人。“就”字是全诗的诗眼。它不是“看”，不是“赏”，不是“观”。是“就”——靠近、趋向、主动前往。菊花在那里，诗人愿意走过去，坐在它旁边，与它对坐，与故人对饮。这个动词里，有孟浩然对田园生活全部的主动性选择。他不是无处可去才来，他是想来、要来、下次还要来。
重阳是登高的节日，是思念的节日，是佩茱萸、饮菊酒的节日。而孟浩然的这个约定里，没有登高，没有望远，没有思念——因为他已经和思念的对象坐在同一张席上了。他要做的，只是在下一个节日，再赴一次约，再推开那扇窗，再面对那片场圃，再端起那杯酒。
整体赏析：
这是孟浩然最短的长诗，也是中国田园诗最高的山峰。这首诗的惊人之处，在于它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仕与隐的冲突，没有理想与现实的张力，没有怀才不遇的悲愤，没有求而不得的忧伤，没有决绝离去的痛楚。它只是一次过访，一顿饭，一次闲谈，一个约定。
孟浩然用四十个字，完成了对自己一生精神困境的终极超越。他不再需要选择，因为他已经抵达；他不再需要抗争，因为他已经放下；他不再需要证明，因为他已经安住。
这不是在长安通往襄阳的路上写的，不是在吴越漂泊的舟中写的，不是在某个等待天明的不眠之夜写的。这是在归隐后的某一天，他应邀赴一场田家饭局，坐在故人的窗边，面对场圃，端起酒杯，闲话桑麻。窗外的绿树青山不需要任何解释，窗内的鸡黍浊酒不需要任何说明，重阳的菊约更不需要任何理由。他已经活在其中。
写作特点：
- 无事可写的极致境界：全诗没有戏剧冲突，没有情感高潮，没有哲理升华。它只是记录了一次极为普通的田家过访。然而正是这种“无事可写”，成为孟浩然诗艺的最高成就——当生活本身已足够完满，诗歌只需要如实呈现。
- 动词的情感赋值系统：“具”“邀”“至”“合”“斜”“开”“面”“话”“待”“来”“就”——全诗十二个动词，无一激昂，无一悲怆，全部是平静的、日常的、指向具体生活的动作。这些动词构成了一张细密的网，将诗人与故人、与田园、与菊花牢牢织在一起。
- 空间的层层收束：首联是“至”的动作，颔联是“村边郭外”的远景，颈联是“场圃窗前”的近景，尾联是“重阳还来”的约定。空间由远及近、由外向内、由地理到心理，最终收束于“就菊花”这个极微小的动作。这是中国古典诗歌最经典的空间构图。
- 时间的环形承诺：诗歌从“邀我至”开始，到“还来就”结束，时间不是线性流逝，而是首尾相接的圆环。这场饭局结束了，但下一场饭局已经约好。孟浩然不是来过一次，他是从此要常来。
- 典故的无痕化用：“鸡黍”是范式、张劭之交的千年符号，“重阳”是登高思亲的节令仪式，“菊花”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精神图腾。孟浩然将这些厚重的文化典故，全部化入一次寻常的农家约会，使日常拥有了经典的重量，使经典拥有了日常的温度。
- 主客关系的微妙反转：诗题是“过故人庄”，诗人是客；但尾联“还来就菊花”，诗人已是主动赴约的人。从“邀”到“就”，从被动到主动，从客人到归人——这种身份的变化没有被言说，却被完整地书写在四十个字之间。
启示：
这首作品告诉我们：最高的诗意，不在远方，而在已经抵达的地方。孟浩然用一生去寻找归宿。他曾在长安的寂寂中等待，曾在吴越的烟波上漂泊，曾在秦中的凉风里悲叹，曾在襄阳的月色下独坐。他以为自己要寻找的是某个叫“功名”或“隐逸”的终极答案。但当他坐在故人的田家，面对场圃，话着桑麻，约着重阳——他忽然发现，他要找的东西，早就等在这里。
这顿饭没有什么特别的。鸡黍是寻常饭菜，绿树青山是寻常风景，场圃桑麻是寻常话题，重阳菊花是寻常约定。但正是这些寻常，构成了孟浩然一生未敢奢求的圆满。当代人的生活充斥着对“远方”的想象。我们要去更远的地方旅行，要换更好的工作，要结识更有趣的人，要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我们把幸福抵押给未来，把诗意投射给远方，却对此刻身边的人与物视而不见。孟浩然用这首诗提醒我们：如果不能在寻常的一饭一蔬、一窗一景中感受到幸福，那么抵达任何远方都不会真正满足。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个约定如此朴素，又如此庄严。它不是对未来的宏大规划，只是对下一次重逢的温柔确认。人生不需要太多的远方，只需要几个这样的约定。千年前的那个黄昏，孟浩然从故人的田家走出来，踏上回鹿门山的小路。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只带走了一个约定。他知道二十几天后，他还会沿着同一条路，再走进那扇门，推开那扇窗，坐在同一个位置，端起同一杯酒。
那不是重复。那是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该在的地方。绿树还在村边合着，青山还在郭外斜着。故人的鸡黍年年备好，重阳的菊花岁岁盛开。他只是按时赴约。
关于诗人：
孟浩然（689 - 740），襄阳（今湖北襄阳）人，盛唐著名诗人。一生除四十多岁时曾往长安、洛阳求取功名而在北方作过一次旅行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故乡鹿门山隐居，或在吴、越、湘、闽等地漫游。李白在《赠孟浩然》中予以充分赞美，杜甫称其“清诗句句尽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