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 - 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是唐代进步思想家、优秀文学家和革新政治家。他出生前十九年，爆发了使唐朝由盛而衰急遽变化的安史之乱。后来的永贞革新的失败是历史的悲剧，这个悲剧断送了柳宗元的政治前途，却使他跻身于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行列。
贞元九年（793）进士，进授校书郎，后迁监察御史。永贞元年（805），顺宗即位，王叔文主政，他积极支持和参与王叔文打击豪强地主集团、宦官、藩镇等反动势力的政治改革，升迁为礼部员外郎。王叔文改革失败后，他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放迹山水间，以诗文自娱。宪宗元和十年（815），调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时诗人刘禹锡迁播州（今贵州遵义）。他认为播州非人所居，而刘禹锡有母在堂，无母子同往播州之理，如其母不往，则刘禹锡与其母则为永诀。于是，他请愿于朝，愿以柳州换播州。后经众大臣为刘禹锡奏改刺，刘禹锡方得改刺连州（今广东连县）。他在柳州有善政，仅四十七岁卒于官。
主要作品：
革新政治：
柳宗元出生前十九年，爆发了使唐朝由盛而衰急遽变化的安史之乱，历时八年，以招降河北叛将而表面上结束。此后的河北，实际上爲成德、魏博、幽州三镇节度使所瓜分，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德宗即位之初，有平藩之志，却无制藩之能，刚愎自用，造成了“建中之乱”，使藩镇之祸，由河北而河南，由河南而京师，愈演愈烈。
宦官擅权，是德宗朝另一大弊政，关係到唐朝的命运。皇帝猜忌功臣宿将，是重用宦官的原因；宦官掌握兵权，是宦官权重的标志。玄宗始用宦官监军，肃宗以宦官爲观军容使，行统帅之权。德宗时发展爲任宦官以武职。贞元十二年（七九六），以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爲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领禁军达十五万人。这就爲唐后期宦官挟兵权操持皇帝生死废立大权局面的开端。
其他弊政，还有排斥忠良、任用姦佞、索取进奉、大兴宫市等。永贞革新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産生的。这是由顺宗李诵支持，以王叔文、王伾爲首，翰林学士韦执谊及知名之士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爲骨干的政治革新。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正月，德宗崩，顺宗即位，朝政大权实归“二王”，三十三岁的柳宗元自监察御史里行晋升爲礼部员外郎，爲实现他“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而鬬争。
“二王”等迅速实行一系列政治革新措施，如贬黜贪官，起复贤能，减免赋税，停止进奉，取缔宫市，释放教坊女乐，并企图夺回宦官的兵权（行而未果）等。这些利国利民的革新措施，遭到了俱文珍等宦官、强藩韦皋以及保守朝官的联合进攻，迫使顺宗退位，传位给太子李纯。李纯即位后，便对革新派横加迫害，王叔文、王伾首先贬黜，接着，柳宗元等八人尽贬爲远州司马，仅六个月的永贞革新归于失败，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被贬爲永州司马，十年后召回，又出爲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病逝。
永贞革新的失败是历史的悲剧，这个悲剧断送了柳宗元的政治前途，却使他跻身于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行列。
唯物论哲学思想：
柳宗元的唯物论哲学思想自成体系。他在著名的《天对》中，探索自然现象，认爲天是一团混沌元气，不是谁造出来的，表现了唯物主义宇宙观。进而指出人事与天无关。他义正辞严地宣佈：“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认爲在天与人之间，应“谋之人心”，“顺人顺道”（《断刑论下》），彻底揭露了“天人感应论”的荒谬和“受命于天”的虚僞。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天命论是愚弄百姓的骗局：“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同上）他把自己无神论历史观的战鬬性，在《时令论上》、《非国语》、《天爵论》、《天説》、《贞符》等论文中作了系统地发挥。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他爲施行“辅时及物”之道，以此继续与腐朽势力进行鬬争。
他的进步的政治思想是和他的朴素唯物论有密切联繫的。他的政治思想属于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认爲官吏是人民的僕役，并非人民是官吏的奴僕。他指出人民“出其十一”僱佣官吏来爲他们服务，而有些官吏却不仅“受其直而怠其事”，甚至还盗取人民的财富。他认爲人民对他们所以不敢怒而黜罚，只是因爲势力不敌而已（《送薛存义序》）。这种官吏爲民服务的光辉思想在当时是絶无仅有的，影响深远，达到了时代的最高峰。
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
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指出：“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由于二者旨义不同，所以秉笔之士，常偏胜独得，而少能兼善。他认为“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子昂）。其后燕文贞（张说）以著述之馀，攻比兴而莫能拯；张曲江（张九龄）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其馀诸子，各探一隅，其去弥远。因此，他感叹说：“文之难兼，斯亦甚矣。”言外之意，柳宗元是以“称是选而不怍”的作家自命，大有舍我其谁之概。
诗：
他的诗有一百四十五首。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室中语》云：“人生作诗不必多，只要传远。如柳子厚，能几首诗？万世不能磨灭。”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的诗主要是贬官以后写的。由于他有“辅时及物”的政治抱负，不幸失败，在与自己有共同政治抱负而又同遭贬逐的吕温、凌准之死的哭悼诗中，表现出深沉的痛惜之情。在哭吕温诗中说：“祇令文字传书简，不使功名上景钟。”在哭凌准诗中说：“本期济仁义，今为众所嗤。灭名竟不试，世议安可支。”最后说：“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哭友实是自恸，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故其言深切若此。
柳宗元对现实不满、对遭遇悲愤的心情，同样渗透在《跂乌词》、《笼鹰词》、《放鹧鸪词》等寓言诗中。《跂乌词》以跂乌的命运来比喻自己，刻画了一个令人同情的被害者的形象：“翘首独足下丛薄，口衔低枝始能跃。还顾泥涂备蝼蚁，仰看梁栋防燕雀。”柳宗元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严酷打击，促成了他惴惴不安的恐怖心理。在《笼鹰词》中还描绘了一个猛志向四海的苍鹰，忽然遭到时令的摧残，借以抒写他的不平之感与愤懑之情。其中“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不仅反映了仕途的险恶，也讽刺现实，对那些牛鬼蛇神们的鬼蜮伎俩表现了刻骨的憎恨。
柳宗元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使他关心人民疾苦，故所至有惠政，并写了反映劳动人民惨痛生活的《田家三首》。这是一组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在第一首中说：“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舍眠。”耕种的粮食完全输官了。第二首说：“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养蚕的收成也被掠夺光了。真实地描绘出农民一贫如洗的情况，并进一步写出了这些赤贫者还要用鸡黍来供奉夜过的里胥。从“公门少推恩，鞭扑恣狼籍”的惨象描写中，从“迎新在此岁，惟恐踵前迹”的恐惧惴栗心理的刻划中，充满着对贪残官吏的憎恨和对人民的深厚同情。
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压抑。因此，他借山水景物来寄托自己的清高孤傲情怀，抒写政治上失意的郁闷苦恼和对现实的不满。所以他笔下的山水诗，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客观境界写得非常幽僻，诗人的主观心情则是寂寞、孤独、冷清，而时有沉郁之气。他在《冉溪》诗中说得清楚：“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他的山水诗艺术成就很高，是后来批评家一致推崇为妙绝古今的作品。如名作《南涧中题》，使人仿佛看到诗人在萧瑟秋风中踯躅徬徨、凄惋哀伤的身影。《中园起望西园值月上》以有声写无声，表现了诗人所处环境的空旷寂寞，从而衬托出他谪居中的抑郁情怀。《溪居》表面上似乎是写贬谪生活的闲适，然而字里行间却隐含着废弃的幽愤。“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柳宗元尝云：“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对贺者》）长歌过乎恸哭之哀，正好为此诗注脚。其他如《夏初雨后寻愚溪》、《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秋晓行南谷经荒村》等作，皆当以此意读之。这些诗，苏轼谓“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评柳子厚诗》）。又云：“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论柳子厚诗》）而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自注云：“柳子厚，唐之谢灵运。”二说不同。按柳宗元诗，刻画幽眇，辞旨清峻。如以《与崔策登西山》、《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构法华寺西亭》、《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旦携谢山人至愚池》、《晨诣超师院读禅经》、《初秋夜坐赠吴武陵》等诗与前列诸诗合参，元好问之论殊为切当。故刘熙载言：“陶、谢并称，韦、柳并称，苏州出于渊明，柳州出于康乐，殆各得其性之所近。”（《艺概》）胡小石先生亦云然。并补充说：“柳宗元山水诗实学大谢，并制题亦工绝神肖，上承其美，可以觇其渊源所自也。”
柳宗元贬永州十年后召还，复出为柳州刺史，离开家乡和长安更远，他的悲愤情绪发展得更加深沉而强烈。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不仅表现了离乡别友的悲苦心情，而“惊风”、“密雨”一联，借景寓情，赋中有比，还流露了处境险恶的忧伤。《岭南江行》的“射工”、“飓母”一联，也表现了同样的手法和用意。他如《柳州峒氓》、《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乃写少数民族地区土风之异的优秀作品。在柳州期间还写了深沉的思乡诗歌，如《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别舍弟宗一》等名篇。
其他作品，如乐府《杨白花》，言婉而情深，被誉为古今绝唱（《许彦周诗话》）。五言排律《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张耒称其“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联，为集中第一。长篇亦深宏遒拔，冠冕中唐。
他的写景小诗如《江雪》、《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或高旷峻洁，或深嶲幽惋，都能给人以一定的美的享受，因此历来为人们所传诵。他的诗做到了他自己提出的“导扬讽谕”，“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的境地。柳宗元还是散文大家，与韩愈同倡导古文。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固然为柳宗元所不及；但柳宗元在散文的文学成就上，却又有高出韩愈的地方。
散文：
他的散文内容丰富而有识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做到了他自己提出的“辞令褒贬”、“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的准则。而且在艺术上所表现的独创性，也非常突出。
当时有关唐朝政局命运的两件大事：即藩镇割据和宦官擅权。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盛赞“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的中央集权，深批“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的封建分裂主义，从而严厉地抨击了当时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晋文公问守原议》中，痛陈阉宦之害，认为“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又在《六逆论》中特别提出“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灭，旧不足恃”的断语，借以影射宪宗宠信俱文珍辈以杀王叔文是一个绝大的失策。柳宗元与王叔文策划大事，首以销灭宦官积毒为务，谋夺神策兵权，一试不成，以致贬窜终身。而后百年之间，唐朝废立之权，全操于宦官之手，卒致唐亡。所以前人论者谓：“此议（《晋文公问守原议》）虽曰论晋文之失，其意实悯当时宦者之祸。迨宪宗元和十五年而陈弘志之乱作，公之先见，至是验矣。”
柳宗元的寓言讽刺文和山水记是两类最富创造性的文章。他的寓言短小警策，含意深远，表现了杰出的讽刺才能。著名的《三戒》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其中。《黔之驴》是外强中干的小人的写照。这些徒有其表、虚张声势的人物，在统治集团中间，是大量而集中地存在。因此，柳宗元的寓言是刺向整个官僚社会的锋利的匕首。《蝜蝂传》生动地刻划出贪得无餍的人物形象，其锋芒直指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的官僚阶级。《罴说》虽是对“不善内而恃外者”的讽刺，但其中所描写的动物逐一被制服的故事，实际上是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的缩影。这些寓言讽刺小品是极其成功的。他善于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征，加以想象和夸张，创造生动的形象，语言犀利简洁，风格严峻沉郁。他把先秦诸子散文中仅作设譬之用的寓言片断，发展成为完整的、更富文学意味的短篇，使寓言取得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的地位。同时，在寓言中带进了更为深刻的现实内容，使之成为有战鬭特色的讽刺文学。
他的山水记不是纯客观地描写自然，而是渗透着自己痛苦的感受和抑郁的情怀。代表作是《永州八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其中《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等文，写一草一木，一水一石，芳香色泽，声音动静等，生动逼真，微妙入神。而高洁、幽邃、澄鲜和凄清的意境，则是与他窜逐后思想性格相谐调、相统一的美的特征的体现。文章也反映了他在贬谪中不能忘怀故土的惆怅心情，而以这些奇山异水无人赏识，被遗弃和埋没，正和自己被遗弃、埋没一样，抒写了他的不幸遭遇、理想不得实现的严重不满情绪和被压抑的悲愤。这和他的山水诗是相为表里之作。他山水记的语言，恰如他在《愚溪诗序》所说“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他善于写出山水的个性，使之各具特色，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亲切知己。他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所发展，不但标志着游记散文的完全成熟，而且达到了高峰。林纾云：“（子厚）山水诸记，穷桂海之殊相，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昌黎偶记山水，亦不能与之追逐。古人避短推长，昌黎于此，固让柳州出一头地矣。”（《韩柳文研究法》）
传记文学：
柳宗元的传记文学也有较强的思想性。他大都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童区寄传》写一个十一岁的荛牧儿，杀死两个掠卖人口的“豪贼”。作品塑造了勇敢机智的儿童区寄的形象，同时揭露了当时边远地区人口买卖的罪恶。《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养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讽刺了统治者政令烦苛对人民所造成的无穷干扰。《梓人传》通过梓人指挥众工建筑大厦的情况来说明宰相治国之道，在知体要，抓纲纪，明法制，善用人，使民乐业，而不要碌碌于事务工作。柳宗元也写了统治阶级少数开明人物的传记。如《段太尉逸事状》，写段秀实沉着机智、不畏强暴、爱护人民的优秀品质和英勇形象，从而揭露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拥兵自重的新军阀对人民的残酷迫害。柳宗元的传记文在艺术上富于创造性。他首先从暴露现实、批判现实的角度上选取人物，进而选择其重要事件加以剪裁和描写，从而写出了人物的主要方面，反映出丰富的历史内容。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的有较多传记成分的名作《捕蛇者说》。作者选择蒋氏三代宁可死于毒蛇而不肯死于苛政的生活事件，加以对民生凋敝情况的描写，悍吏鱼肉乡里的叙述，以及捕蛇者心理状态的细致刻划等，从侧面揭示了封建社会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重大主题，充满着和《田家三首》同样深厚的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心。
柳宗元的骚赋，如《牛赋》是谪永州后的感愤之作。谓牛不惜耕垦之劳，“利满天下”，捐躯为人，虽有功于世，而无益于己。反不如羸驴驽马，得其所乐，而无忧患。借以隐喻革新者的重大牺牲与崇高人格。《憎王孙文》则与《卜居》、《渔父》异曲同工。柳宗元的忠心爱国，不亚于屈原，而遭遇又与屈原相类，所以他写的《惩咎赋》表示自己在政治上虽遭受失败，但志不可屈，决意学习屈原，准备“蹈前烈而不颇”，严羽认为“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韩愈、李观皆所不及”（《沧浪诗话》）。
至于其他文体，若赠序、序跋、辨诸子、书启、碑志、铭诔等，亦能自出机杼，雄视一代。即以碑志为例，历来论者认为韩愈最优，王世贞云：“（子厚）金石之文亦峭丽，与韩愈相争长。”（《书柳文后》）
柳宗元以他的创作实践发展了古文运动，贬谪以前，上门求教的“日或数十人”（《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贬谪以后，“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