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833 - 910），本名横，字昭谏，杭州新城（今浙江杭州富阳）人，晚唐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作为晚唐文学的重要代表，罗隐以讽刺诗文独步一时。其诗多直指社会黑暗，语言犀利通俗，《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以反讽笔法质问贫富不均；《蜂》“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借物喻人，暗叹劳动果实遭掠夺的悲凉。散文小品集《谗书》更被鲁迅誉为“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其中《英雄之言》借刘项“窥伺神器”揭露帝王本质，《说天鸡》以寓言讽刺徒有其表的“专家”，锋芒直指晚唐腐败政治。其诗作收入《甲乙集》，现存诗歌近五百首，在晚唐诗坛中与杜荀鹤、罗邺并称“三罗”，在晚唐绮靡诗风中独树一帜。
主要作品：
生平：
罗隐，本名横，字昭谏，号江东生。杭州新城（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生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卒于五代梁太祖开平四年（910年）。他是晚唐著名的讽刺诗人和小品文作家，以犀利的笔锋和深刻的社会批判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罗虬、罗邺并称“三罗”。
罗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其祖父曾任县令，父亲亦曾入仕，但家道中落，至罗隐时已颇为困顿。他自幼聪颖好学，博闻强记，尤擅诗文，少年时便以才名闻于乡里。然而，他相貌丑陋，史载其“貌古而陋”，这一缺陷在其后的科举生涯中屡屡成为障碍。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二十七岁的罗隐初次赴长安应试，自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科举苦旅。从大中末年到僖宗乾符年间，他先后十次参加进士考试，却十次落第，史称“十上不第”。这一经历在唐代科举史上亦属罕见，成为罗隐一生最刻骨铭心的创伤。
罗隐屡试不第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一，相貌丑陋，在重视仪表的唐代官场，这确实是一个不利因素。据传，宰相郑畋之女酷爱罗隐之诗，常吟咏其作，郑畋遂邀罗隐至府，其女隔帘窥之，见其貌丑，终身不复吟咏其诗。其二，罗隐性格狂傲，不喜逢迎，其文风又犀利尖刻，好讥刺时政，这在科举场上自然不受待见。其三，晚唐政治腐败，科场黑暗，请托之风盛行，无门无势的寒士很难脱颖而出。
咸通十一年（870年），罗隐在长安结识了同年应试的韦庄、司空图等人，诗酒唱和，一度消解了落第的苦闷。他还曾将自己的文章呈送给令狐绹、郑畋等朝中显贵，期望得到荐引，但终无所成。在长安困守的十余年间，他目睹了官场的腐败、权贵的骄奢、百姓的疾苦，心中郁积的愤懑日益加深，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素材。
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年），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天下大乱。光启元年（885年），五十三岁的罗隐无奈离开长安，南归故里。此后他曾游历淮、润诸州，先后依附于淮南节度使高骈、镇海节度使周宝等藩镇，但皆不得志。在淮南时，他曾作《题新榜》讽刺高骈迷信神仙，几遭杀身之祸。
光启三年（887年），五十五岁的罗隐东归杭州，投奔杭州刺史钱镠。钱镠其人，出身寒微，但雄才大略，后来建立吴越国，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的一方霸主。钱镠素闻罗隐之名，对其礼遇有加，先表奏其为钱塘令，后拜为掌书记，迁节度判官、盐铁发运使等职。罗隐在钱镠幕下，备受倚重，终于结束了数十年的漂泊生涯，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
在钱镠幕中，罗隐不仅参与军政事务，还以其文才为钱镠草拟章奏、撰写碑志。他劝钱镠举兵讨梁，虽未被采纳，但足见其气节。他还曾作诗规劝钱镠减省赋税、体恤民力，表现出对民生疾苦的关注。钱镠对他敬重有加，呼为“罗隐先生”而不名。
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钱镠受封吴越王，罗隐亦随之入仕吴越国。后梁开平四年（910年），罗隐病逝于杭州，享年七十八岁。钱镠不胜悲痛，亲撰祭文，厚葬之。
纵观其一生，罗隐从“十上不第”的落魄书生，到晚年受知于钱镠、安享尊荣的幕府文士，命运起伏之大，在唐代诗人中亦属少见。正是这种坎坷的经历，造就了他那犀利深刻的讽刺诗风，使他成为晚唐社会最尖锐的批判者之一。
作品风格：
罗隐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和讽刺小品文两个方面。其诗以七言律诗和七言绝句成就最高，其文则以《谗书》最为著名。风格上以讽刺辛辣、深刻犀利为主要特征，在晚唐诗坛独树一帜。
讽刺诗：辛辣犀利，入木三分
罗隐是唐代最杰出的讽刺诗人之一。他继承了杜甫关注现实、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传统，但又以其独特的犀利笔锋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将讽刺诗推向了新的高度。其讽刺诗题材广泛，涵盖了晚唐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朝政的腐败、科举的黑暗，到权贵的骄奢、世态的炎凉，再到战争的残酷、百姓的疾苦，无不成为他讽刺的对象。
其讽刺手法多样而高超。他善于运用对比，以强烈的反差揭示事物的本质。如《雪》中“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之句，以瑞雪兆丰年的传统观念与贫者无法承受严寒的现实相对照，轻轻一笔，便道出了阶级的对立。他善于运用反语，以表面的赞美暗含深刻的批判。如《赠妓云英》中“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之句，以自嘲的方式道出对科举不公的愤慨，而“可能”二字，更是反讽的妙笔。他还善于运用典故，借古讽今，使讽刺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其讽刺诗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那些咏史之作。如《西施》中“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之句，以清醒的历史意识驳斥了“女祸误国”的陈词滥调，为西施翻案，实则是对统治者推卸责任的深刻批判。又如《炀帝陵》中“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之句，以隋炀帝的功业与身后凄凉相对照，讽刺历代帝王之痴迷。
咏史诗：借古讽今，感慨深沉
罗隐的咏史诗与其讽刺诗密切相关，但又独具特色。他往往选取历史上的特定人物或事件，以犀利的笔锋揭示其中的教训，借以讽喻现实。其咏史诗的特点在于：不只是单纯的怀古，而是将古今对照，使历史成为现实的镜子。
如《焚书坑》中“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之句，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史实为切入点，指出暴政不能阻止反抗，而推翻秦朝的刘邦、项羽恰是不读书之人，讽刺意味极为强烈。又如《王浚墓》中“男儿未必尽英雄，但到时来命即通”之句，以王浚平吴之功与其身后寂寞相对照，抒发了对命运无常的感慨，实则是对晚唐社会“英雄无用处”的批判。
咏物诗：托物言志，寓意深远
罗隐的咏物诗，往往借物抒怀，托物言志，在看似平常的事物中寄寓深刻的人生感慨。如著名的《蜂》：“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此诗以蜜蜂采蜜的意象，写劳动者辛苦付出却不得享受成果的社会现实，寓意深刻，成为千古名篇。
又如《鹦鹉》中“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之句，以鹦鹉为喻，写身处乱世、言多必失的忧惧，既是自警，也是对时局的无奈感慨。
语言风格：通俗晓畅，犀利深刻
罗隐诗歌的语言，总体呈现出通俗晓畅的特点。他不追求生僻的典故和艰深的辞藻，而善于用平易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这种风格使其诗易于传诵，流传甚广。然而，平易之中又蕴含锋芒，看似平淡的语句往往暗藏机锋，耐人寻味。
同时，罗隐诗中还常常表现出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和桀骜不驯的个性。这种个性与其犀利的语言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小品文：《谗书》的成就
罗隐不仅是诗人，还是晚唐著名的散文家。他的小品文集《谗书》五卷，收文六十余篇，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讽刺散文集。罗隐自序云：“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亦多言不妨之义也。”书名“谗书”，取“谗言”之意，表明其书以讽刺批判为宗旨。
《谗书》中的文章，多为短小精悍的讽刺小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有论说、寓言、杂感等。他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借物喻人，讽刺社会弊端。如《说天鸡》以祖氏子养“天鸡”的故事，讽刺那些徒有其表而无真才实学之人；《英雄之言》以刘邦、项羽见秦始皇而发感慨之事，揭露所谓英雄不过是窥伺他人财物者。这些文章，文笔犀利，寓意深刻，在晚唐文坛独树一帜。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对《谗书》给予高度评价：“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这一评价准确地指出了罗隐小品文的本质特征。
文学影响：
罗隐在晚唐诗坛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跨越唐、五代、宋，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晚唐讽刺诗的代表人物
罗隐与杜荀鹤、聂夷中等人同为晚唐现实主义诗派的代表。他们继承中唐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传统，以诗歌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民生疾苦。罗隐以其犀利的讽刺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成为这一诗派中最具锋芒的诗人。他的讽刺诗，在揭露社会黑暗、批判政治腐败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力度。
对宋代诗歌的影响
罗隐的诗风对宋代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宋王禹偁、梅尧臣等人倡导诗歌反映现实，与罗隐的创作取向一脉相承。南宋陆游、范成大等人的讽喻诗，也可见罗隐的影响。特别是罗隐通俗晓畅、犀利深刻的语言风格，对宋诗“以文为诗”的倾向有一定影响。
小品文的开创性贡献
罗隐的《谗书》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继承了柳宗元寓言讽刺文的传统，又开创了晚唐讽刺小品文的先河。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将罗隐与皮日休、陆龟蒙并称为晚唐“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这一评价，准确地指出了罗隐等人在晚唐文坛的独特地位。《谗书》中的文章，对后世讽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间传说中的形象
罗隐在民间传说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由于他“十上不第”的坎坷经历和犀利的讽刺才华，民间逐渐形成了“罗隐秀才”的传说。传说中，罗隐是“乞丐骨圣贤口”，虽然一生潦倒，但出口成谶，所言必中。这类传说广泛流传于浙江、江西等地，反映了民间对这位怀才不遇的才子的同情和崇敬。这一民间形象，也使罗隐成为唐代诗人中少数进入民间信仰体系的特例。
总结而言，罗隐是晚唐最杰出的讽刺诗人和小品文作家。他一生坎坷，“十上不第”，却以犀利的笔锋和不屈的精神，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雪》中“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的警醒，《蜂》中“为谁辛苦为谁甜”的追问，《西施》中“家国兴亡自有时”的卓识，《焚书坑》中“刘项原来不读书”的嘲讽，无不体现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批判精神。他的《谗书》更是晚唐讽刺散文的典范，被鲁迅誉为“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他上承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传统，下启宋代讽刺诗风，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其诗其人，千载之下，犹能令人想见其桀骜不驯的风采和愤世嫉俗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