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师戏赠看花诸君子」
刘禹锡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赏析：
此诗作于元和十年（815年）春，刘禹锡四十四岁。十四年前，永贞革新失败，他被贬朗州司马，一去十年。元和十年，他与柳宗元等人奉召回京，暂居长安，等待重新任命。此时朝廷已物是人非——当年的政敌有的已死，有的失势，朝中主政的是另一批新贵。就是在这个短暂的春天里，刘禹锡写了这首诗。从字面看，它不过是记录长安市民去玄都观看桃花的热闹场景。但“尽是刘郎去后栽”七个字，把所有当权者都划进了同一个括号：你们都是我不在的时候冒出来的。你们以为自己是谁？
这层意思，谁都读懂了。权贵们读懂了，皇帝也读懂了。诗出之后，立刻被指为“语涉讥刺”，刘禹锡还没来得及正式复职，就被打发到更远的连州。与他同回长安的柳宗元，也被再次贬往柳州。这次被贬，离他回京不到一个月。这首诗没有让刘禹锡“赢”到什么。它只是让他付出了又一个十四年的代价。但他在动笔时就知道这个后果，还是写了。
上联：“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长安大道上红尘滚滚扑面而来，人人都在说：我刚从玄都观看花回来。
起笔写长安看花的盛况。“紫陌”指帝都大道，“红尘”是车马扬起的尘土，“拂面来”三字写出人潮汹涌的现场感。第二句“无人不道”更是夸张——满城的人，只有一个话题：看花。刘禹锡写的是桃花，你读到的却是一幅权势追逐者的浮世绘。这些奔走相告的看花人，不正是那些攀附新贵、趋炎附势的官员和士人吗？他不说讽刺，只说“无人不道”；他不批评，只呈现事实。把事实呈现清楚，讽刺就已经完成。
下联：“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玄都观里那上千株桃树，全是我刘禹锡离开长安之后才栽的。
此联是全诗真正的匕首。“桃千树”是眼前盛景，更是权势新贵的象征——你们这些繁花似锦的人物，哪一个不是趁我落难时爬上来的？“尽是”二字，把当今满朝权贵一网打尽。
最厉害的是“刘郎”这个自称。他不称“臣”，不称“吾”，甚至不称名，而用这个年轻气盛、带着江湖气的称呼。十四年贬谪没有磨掉这一点棱角。他依然是那个会写诗、会得罪人、也会承担后果的刘禹锡。“去后栽”三字是时间判决。你们再风光，也不过是我不在时的替补。现在我回来了。
整体赏析：
这是一首代价极其高昂的诗。刘禹锡写它的时候，应该知道后果。十年前他因参与革新被贬，十年后刚回长安，板凳还没坐热，又要用一首诗去赌下一个十四年。但他还是写了。这不是冲动，是选择。他选择不假装忘记，选择不低声下气，选择不让十四年变成他学会圆滑的证据。
全诗二十八字，前两句是京城看花的浮华长卷，后两句是石破天惊的自白。讽刺藏在比喻里，骄傲藏在“刘郎”二字里。他没有哭诉自己受了多少苦，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这些树，都是我走了以后才种的。这句话足够让所有新贵如坐针毡，也足够让他再走十四年夜路。
写作特点：
- 寓讽刺于写景：全诗无一字直接批评，却句句暗藏锋芒。前两句写看花盛况，后两句写桃树由来，把讽刺藏在“尽是”二字里，把骄傲藏在“刘郎”这个自称里。表面是记游，实则是政治宣言。
- 以物喻人的隐喻系统：用“桃花”象征新贵，用“栽桃”暗指扶植亲信，用“看花人”喻趋炎附势之徒。这套隐喻如此精准，使得读者不需要任何注解就能领会其锋芒。
- 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去后”与“今来”形成时间上的对照，暗示十四年的空缺与回归。诗人没有直接说自己受了多少苦，只是轻轻点出“我走之后你们才来”，一切尽在不言中。
- 语言简练而意蕴深厚：二十八字写尽长安浮华、权贵更迭、个人遭际。“无人不道”四字勾勒世态，“尽是”二字一网打尽，“刘郎”自称尽显风骨。言简意深，无一字赘余。
- 自嘲与反讽的双重语调：表面是自嘲——“我走了之后人家种了这么多花”，实则是反讽——“你们这些人，不过是我缺席时的替补”。这种语调让全诗既有锋芒，又不失风度。
启示：
这首诗最让人动容的地方，在于刘禹锡明明知道后果，还是写了。他刚从十年贬谪中回来，板凳还没坐热，长安的繁华看花潮正盛。他完全可以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写一首应景的诗，低调地等待复职。但他没有。他用“尽是刘郎去后栽”七个字，把满朝新贵划进同一个括号：你们都是我走了之后才冒出来的。这话说出来，第二次贬谪就注定了。
这不是冲动，是他对自己身份的定义。十四年前的苦没有白受，是因为他没有学会闭嘴。他选择不假装遗忘，不低声下气，不让十年变成他学会圆滑的证据。还有一层意思藏在“刘郎”这个自称里。十四年后他依然叫自己“刘郎”，不是“臣某”，不是“老夫”，不是任何可以被权力重新命名的身份。被贬、被遗忘、被替代，都没有改变“我是谁”这个基本事实。
这首诗流传到今天，不是因为刘禹锡“赢了”——他根本没有赢回任何实质的东西。人们记住它，是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人在权力面前可以不跪。哪怕要跪很久，也可以在心里一直站着。
关于诗人：
刘禹锡（772 - 842），字梦得，中山无极（今属河北）人，后迁洛阳。唐代中叶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这一时期具有独特成就的诗人。在他的创作中，不乏反映时事和民间疾苦的诗篇。艺术上，他既能继承前代优秀的文学遗产，又能从民间文学中吸取有益的养料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诗歌语言明快活泼，节奏响亮和谐，风格雄浑爽朗，为时人所推重，誉之为“诗豪”。尤其是仿民歌的《竹枝词》，于唐诗中别开生面。有《刘梦得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