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
杜牧
日暖泥融雪半消,行人芳草马声骄。
九华山路云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桥。
君意如鸿高的的,我心悬旆正摇摇。
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
赏析:
这首诗作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初春,时杜牧结束宣州团练判官任期,即将返京任左补阙、史馆修撰。这一调动表面是升迁,实则是从富庶江南重回政治漩涡中心的无奈选择。送别对象裴坦(字知进)乃杜牧宣州同僚,此番赴舒州任判官,二人同为宦游之人,却走向不同方向的仕途轨迹。诗中“同来不得同归去”的喟叹,既指向具体行程的分别,更暗喻着晚唐士人在政治棋盘上不可避免的命运分流。
此次送别的特殊时空节点:宣州(今安徽宣城)作为江南文脉重镇,九华山佛教圣地近在咫尺,青弋江贯通其间,构成了诗中“云遮寺”“柳拂桥”的实景基础。而杜牧即将返回的长安,正陷于牛李党争与宦官专权的双重困局。这种地理上的归京与心理上的离京之间的张力,使送别诗超越了寻常友情范畴,成为士人面对时代困局的微观写照。
首联:“日暖泥融雪半消,行人芳草马声骄。”
阳光和暖泥土消融残雪半化,远行人在芳草间策马声显昂扬。
开篇以精微的物候观察奠定全诗基调。“日暖泥融雪半消”七字中,阳光(视觉)、泥土(触觉)、雪水(听觉)三种感官体验交融,精准捕捉了江南早春特有的过渡性气候。这种“半消”的中间状态,恰似诗人将离未离、友人将行未行的情感悬置。下句“行人芳草马声骄”则以声景写动态:芳草暗示行程的美好开端,“马声骄”的拟人化处理,既写坐骑精神抖擞,更暗传行人(裴坦)奔赴新职的昂扬意气。一静一动间,送别的复杂时空感已然生成。
颔联:“九华山路云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桥。”
九华山路云雾遮掩山寺,青弋江村杨柳轻拂桥栏。
此联以对句展开两幅典型的江南行旅图。“云遮寺”写山行景色的朦胧幽邃,云雾既是自然现象,也暗喻前途的未知与变幻;“柳拂桥”写水乡风光的柔美明丽,杨柳拂桥本是静态画面,“拂”字却赋予其轻盈的动态感。这两幅画面既实写裴坦将经的路线(九华山在舒州境内,青弋江流经宣州),更在美学上构成互补:一隐一显,一朦胧一清晰,共同构建出宦游之路的视觉寓言——仕途如行山涉水,时见云遮雾罩,时遇柳暗花明。
颈联:“君意如鸿高的的,我心悬旆正摇摇。”
你的心意如鸿雁高飞明确清晰,我的心却似悬旗飘摇不定。
此联以比喻完成情感的双向映照。“如鸿高的的”以鸿雁高飞喻友人志向远大,“的的”(分明貌)叠字强化了其目标明确、步履坚定的状态。“悬旆摇摇”则取自《战国策》“心摇摇如悬旆”,以旌旗悬空飘荡喻己心无所依归。这两个比喻的精心对仗,不仅展现二人当下心境的差异,更深层揭示了士人面对仕途的两种典型姿态:裴坦代表初赴新任者的积极进取,杜牧则代表宦海浮沉后的彷徨迷茫。“摇摇”的飘零感,与首联“马声骄”的稳健感形成残酷对照。
尾联:“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
同来宣州却不能同归长安,故都正值春天却只剩寂寞!
尾联在时空交错中迸发情感张力。“同来不得同归去”的句内回环(同…同…),强化了命运错位的戏剧性:当年共赴宣州是空间上的同行,如今归途殊途是仕途轨迹的分岔。“故国逢春”本应明媚欢愉,后缀“一寂寥”却使春色陡然荒寒。这个“一”字分量千钧:不是寻常寂寞,而是在万物复苏的季节里独享的、被放大的孤寂。当裴坦走向舒州的新程,杜牧面对的却是返回政治斗争中心的旧路,这种“归去”反而成了更深层的漂泊。
整体赏析:
这是一首在春日喧闹中书写精神孤寂的复调式送别诗。杜牧的深刻在于,他将送别场景置于江南早春的生机盎然之中,却让这份生机反向衬托出离别者(尤其是诗人自己)内心的荒芜。全诗形成了精妙的情感对位结构:自然界的“日暖泥融”对应人间的“心悬旆摇”,行人的“马声骄”对应归者的“一寂寥”,友人的“如鸿高的”对应自己的“不得同归”。这种多重反差的并置,使诗歌获得了远超普通送别诗的心理深度。
诗歌的空间叙事极具匠心。横向:从宣州送别地到九华山行程到青弋江村到长安故国,勾勒出离散的辐射状地理图谱。纵向:从地面泥融雪消到空中鸿雁高飞再到心上旌旗摇摇,构建了立体的情感坐标系。而“云遮寺”与“柳拂桥”的意象选择,更暗含仕途隐喻:寺庙被云遮暗示前路莫测,杨柳拂桥则似有牵引之力。当友人走向云雾笼罩的九华山路,诗人却要返回看似清晰实则孤寂的长安春色,这种双向的迷茫才是送别最深的痛处。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春”的悖论性呈现。传统送别诗多以秋景衬离情,杜牧偏选春景:泥融、芳草、杨柳、暖日,一切都在生长复苏。但正是这蓬勃春光,反照出“同来不得同归”的永恒遗憾。当自然界的春天浩浩荡荡来临,人世间的别离却在悄然发生,这种生命律动与人生错位的反差,构成了杜牧对“春”的独特发现:最深的寂寥,可能恰恰绽放在最热闹的时节。
写作特点:
- 物候书写的心理转译:“雪半消”的中间态,“泥融”的粘稠感,“芳草”的蔓延势,这些早春特征被巧妙转化为情感悬置、眷恋滋生、离愁蔓延的心理对应物。杜牧让自然细节承载情感逻辑,实现了景语的深度心理化。
- 比喻系统的世代隐喻:“如鸿高的的”与“悬旆摇摇”不仅是个人心境写照,更可解读为晚唐士人两种生存姿态的象征:新一代官员(裴坦时年约三十)仍有高飞之志,历经宦海者(杜牧时三十七岁)已感飘摇无依。这两个意象构成了一幅时代精神的地形图。
- 时空折叠的送别新范式:将“同来”(过去共赴宣州)、“不得同归”(当下分道扬镳)、“故国逢春”(未来长安生活)压缩在同一诗境。这种打破线性时空的蒙太奇手法,让送别不再是瞬间事件,而成为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的持续心理历程。
启示:
这首作品揭示了人类关系中一个永恒困境:最深的孤独往往发生在看似最紧密的连接(同来、同僚、同时代)断裂的时刻。杜牧与裴坦同为宣州僚友,曾共享江南烟雨,却在此春朝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这对现代人的启示在于:共同经历塑造的亲密,可能掩盖了本质上的殊途;而当分别来临,曾经的同路反而会成为丈量孤独的标尺。
诗中“故国逢春一寂寥”的发现,重新定义了“归去”的意义。对杜牧而言,回到政治中心长安不是温馨的归宿,而是进入另一种形式的漂泊。这提醒我们:地理上的回归未必带来心灵的安顿,有时“归去”恰是更深刻疏离的开始。当我们羡慕他人奔赴新征程时,可能忽略了那些返回旧地者需要独自面对的、被春光照亮的荒凉。
最终,这首诗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在变动中审视连接的智慧。杜牧没有停留在送别的感伤,而是通过“君意如鸿”与“我心悬旆”的对比,展现了人生轨迹必然的分化。这种分化不是背叛,而是生命在时间长河中自然而必然的展开。真正的送别智慧或许在于:既能清晰看见“同来”的情谊烙印,也能坦然接受“不得同归”的命运安排,并在春日寂寥中,保存那份曾经同行的温暖记忆。
关于诗人:

杜牧(公元803 - 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文宗时进士,历官弘文馆校书郎,州刺史,中书舍人。晚唐诗人中,他是有自己特色的一人,后人并称李商隐与杜牧为“小李杜”。其诗明媚流转,富有色泽,七绝尤有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