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岑参
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
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
赏析：
这首诗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重阳节。其时安史之乱已进入第三个年头，长安于前一年沦陷，玄宗奔蜀，肃宗在灵武即位。岑参随肃宗行军在外，担任右补阙。这个重阳节，他并非在长安故园与亲友登高赏菊，而是身处颠沛的军旅之中。诗题中的“行军”二字，点明了此诗创作的特殊时空与心境——一个传统应团聚欢庆的节日，却与战争、漂泊和家国沦丧的残酷现实交织在一起。
这首五绝，是岑参诗中情感最为沉郁内敛的作品之一，与其边塞诗的雄奇壮丽形成鲜明对照。它摒弃了所有对外部景观的铺陈，直指内心最深的痛楚：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下，连最基本的节俗仪式（登高、饮酒、赏菊）都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反而成为刺痛家国之思的媒介。此诗因此超越了个人乡愁，成为安史之乱期间，一代士人破碎的家园记忆与深重忧患意识的缩影，以其巨大的情感浓度与历史承载，在唐诗中占有独特地位。
首联：“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
勉强想要遵循重阳的习俗，去登高望远；却再不会有像王弘那样的人，为陶渊明送来菊花酒了。
起笔便充满矛盾与无力感。“强欲”二字，是诗眼，意为“勉强想要”。它揭示了一种在巨大心理阻力下，仍试图维系文化习惯与精神仪式的不易与徒劳。登高是重阳节俗，但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之中，此举有何欢愉可言？“无人送酒来”暗用典故：东晋陶渊明重阳无酒，恰逢江州刺史王弘遣人送酒。诗人借此既写实（军中孤寂，无人顾念节庆），更深层地表达了一种文化断裂的痛感——那个可以悠然赏菊、友人相携的和平雅致世界，已然崩塌。个人被抛入一个失去文化温情的、冰冷而陌生的现实。
尾联：“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
遥遥怜惜着我长安故园中的菊花，它们此刻，应该正寂寞地依傍着惨烈的战场，无言地开放吧。
诗人的思绪穿越空间，飞回沦陷的长安。“遥怜”是情感的跨越，充满了无力呵护的酸楚。故园的“菊”，是重阳的核心意象，是高洁、隐逸、长寿的象征，也是家园安宁美好的代表。然而，诗人想象它们“应傍战场开”。这五个字，构成了一幅极具冲击力、充满荒诞与悲剧美的画面：象征着宁静美好的菊花，与象征着死亡与破坏的战场并置。菊花的静默开放，在此非但不显悠然，反衬出战场的死寂与无情；而战场的存在，则彻底玷污和颠覆了菊花所代表的一切美好价值。这是对战争最沉痛、最诗意的控诉。
整体赏析：
这首短短二十字的五绝，堪称“以少总多”的典范。它如同一枚高度浓缩的情感晶体，在极小体积内，蕴含了个人、文化、家国三个层面的剧烈震荡与深刻悲哀。
诗歌采用了一种“由外（行动）向内（心境），再由己（个人）及物（家园）”的递进结构。前两句从节日的徒劳行动写起，聚焦于个体的孤寂与文化仪式感的失落；后两句则将视野猛然拉开，将个人的“怜”投射于千里之外的故园，并通过“菊”与“战场”的骇人对峙，将个人的感伤彻底升华为对整个时代苦难的悲悯与沉思。菊花的意象，由此完成了从个人节日符号到家园沦陷、文明被践踏的总体性象征的转化。
全诗语言极度简净，几乎摒除一切修饰，却在“强欲”、“遥怜”、“应傍”等词语中，充满了情感的张力与判断的沉重。它不直接描写战乱惨状，却通过“菊傍战场”这一想象性画面，达到了比直写更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的美学力量。
写作特点：
- 用典的无痕与深化：“无人送酒来”暗用陶渊明典故，却完全融入当下情境。此典的运用，非为炫学，而是通过历史记忆中那一份文人间的温情雅意，来反衬当下战时人际的冷漠与文化的荒芜，使孤独感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 意象的颠覆性并置：诗歌最核心的艺术创造，在于将“故园菊”与“战场”这两个本属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意义空间的意象，强行并置在一起（“傍……开”）。这种并置产生了巨大的意义撕裂感与审美惊悚感，从而将对战争的谴责与对文明的忧思，表达得入木三分。
- 虚词的情感承载力：“强欲”的勉强，“遥怜”的无奈，“应傍”的推测（其中蕴含的几乎是可以确定的残酷想象），这些虚词或带有虚词性质的词组，在诗中承担了传递复杂心态、调控情感强度的关键作用，展示了古典汉语以简驭繁的非凡表现力。
- 节日与现实的残酷互文：诗歌建立在“重阳节”的文化脚本与“行军”的战时现实的尖锐矛盾之上。对节日习俗（登高、饮酒、赏菊）的每一次提及，都在加深与现实处境（孤独、无酒、故园成战场）的对比。这种文化记忆与现实体验的持续冲突，构成了全诗内在的情感驱动力。
启示：
这首小诗如同一枚刺入历史伤口的银针，其启示深刻而疼痛。它告诉我们，当战火燃起，最先被摧毁的往往不是砖石城墙，而是那套维系日常生活意义、安顿个体心灵的文化仪式与情感联结。“强欲登高”的挣扎，是现代人亦能共鸣的体验——在巨大的集体创伤或个人困境中，我们是否也曾感到，连维持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仪式都如此艰难？
更重要的是，诗中对“故园菊”的“遥怜”，体现了一种超越个人得失的、广博的悲悯情怀。诗人的痛苦，不仅在于自己无法登高饮酒，更在于想到故乡那些无辜的、美好的事物（如菊花），正在承受它们本不该承受的蹂躏。这种将自身痛苦与更广泛的他者（甚至是物）的痛苦相连通的能力，是一种崇高的人文精神。
最终这首作品警示我们，和平年代那些看似平常的节日欢聚、故园风物，实则是文明最珍贵的果实，值得我们以最大的智慧与勇气去守护。而岑参在战火中用诗歌保存下的这份对“菊傍战场”的痛惜，正是文明在废墟中不灭的精神火种，它照亮了苦难，也昭示着对重建与安宁永不放弃的渴望。
关于诗人：
岑参（Cen Can 715 - 770），原籍南阳，移居江陵（今湖北荆州）。少时读书于嵩山，后漫游京洛河朔。岑参以边塞诗著称，写边塞风光及将士生活，气势磅礴，昂扬奔放，与高适一起是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