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乌江亭」
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赏析：
本诗作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时杜牧由黄州刺史迁任池州刺史，途经和州乌江亭——此地正是西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之处。此次调任虽属平迁，却正值“牛李党争”日趋激烈、国势渐显疲态的中晚唐之际。杜牧素怀经世之志，常以史家眼光审视现实，过乌江而思项羽，其意绝非一般怀古，而是借历史个案展开一场关于失败、尊严与可能性的深度思辨。
项羽的结局在传统文化中常被赋予悲剧英雄的浪漫色彩，其“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的选择，被视为保全气节的典型。杜牧于此却提出迥异于流俗的见解，这既源于他本人对政治现实的理解——在困境中忍耐与蓄力往往比悲壮赴死更为艰难，也体现了他作为史家的冷彻眼光：历史由活生生的人与具体选择构成，而非命定的剧本。因此，这首诗可视为一篇高度凝练的“翻案史论”，其锋芒直指那种将一时的胜负或颜面置于长远大局之上的传统英雄观。
第一联：“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胜败乃兵家常事，本就难以预料；能含羞忍辱、负重前行，方为真豪杰。
开篇立论，即以冷静理性的史笔破题。“事不期”三字，剥离了胜败的神秘性与道德意味，将其还原为充满偶然性的常态。下句则提出一个反传统的英雄标准：“包羞忍耻”。在看重“士可杀不可辱”的价值观背景下，杜牧刻意推崇一种更具韧性与策略性的生存智慧。他认为，真正的“男儿”（即大丈夫），不在于是否遭遇失败，而在于能否在失败与屈辱中保持清醒、积蓄力量。这既是对项羽的批评，也是对一种更为成熟刚健的人格理想的呼唤。
第二联：“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江东之地英才辈出，倘若重返故地招聚力量，卷土重来、改写结局也并非不可能。
此联在前文立论的基础上，展开具体的历史假设。杜牧点出项羽所拥有的、却被他轻易放弃的宝贵资源——“多才俊”的江东子弟。这并非虚言，项羽起兵之初的核心力量即来自江东。“卷土重来未可知”一句，以强烈的可能性语气，将历史的“已然”重新打开为充满变数的“未然”。它不是对既定结果的否认，而是强调：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人物的主观抉择如何极大地影响着历史的走向。项羽选择了终结，于是历史定格；但如果他选择忍耐与回归，故事或将完全不同。
整体赏析：
这首七言绝句，以乌江亭为时空坐标，完成了一次极其凝练而深刻的历史评论。全诗仅四句，却包含了立论、驳论、举证与推论的完整逻辑链条，体现了杜牧“以议论为诗”而又不失诗味的卓越能力。
杜牧的高明在于，他并未纠缠于项羽失败的具体战术得失，而是直指其失败背后的心理与性格根源——无法承受“羞耻”，从而主动放弃了历史赋予的另一种可能。诗人将项羽的个案，提升到了一个关乎如何面对逆境、如何定义尊严的普遍性命题。在诗中，历史的悲壮感被冷静的分析所取代，传统推崇的“气节”被更具建设性的“韧性”所质疑。这种充满现实感与进取精神的历史观，在晚唐渐趋颓靡的思想氛围中，显得尤为可贵与有力。
写作特点：
- 史识与诗情的深度融合：杜牧以诗的形式表达史家之论，将理性的历史判断包裹在精炼的诗句之中。“事不期”、“未可知” 等词语，既保留了历史的开放性，又充满了诗歌语言的张力。
- 立论翻案，见解独到：此诗是典型的“翻案诗”，旨在挑战和颠覆对历史人物（项羽）的固有评价。诗人不重描述，而重判断与倡议，观点鲜明，锋芒毕露，展现出强烈的思想个性。
- 假设性思维的历史运用：“卷土重来未可知” 是全文的点睛之笔，它引入了一种基于历史条件的可能性推理。这种假设并非空想，而是建立在“江东子弟多才俊”这一事实依据上，使得议论既有冲击力，又不失说服力。
- 语言刚健，气格遒劲：全诗用语干脆利落，不尚雕饰。“包羞忍耻”、“卷土重来”等短语，铿锵有力，充满内在的劲道，与诗歌所要表达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完全契合。
启示：
这首诗跨越千年，其核心启示依然锐利：如何看待失败，往往比失败本身更能定义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格局与结局。它将“尊严”从“宁折不弯”的瞬间姿态，重新定义为一种在漫长逆境中“能屈能伸”的持久韧性。
它提醒我们，在面临重大挫折时，比起悲情化的自我终结，更为可贵的是保持冷静的评估能力（“事不期”），锻造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包羞忍耻”），并善于发现和依托已有的资源与希望（“多才俊”），为未来的“未可知”保留火种与可能。杜牧借项羽的故事，实则书写了一份关于逆境生存与理性选择的永恒备忘录，告诫世人：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未失败的人，而是那些在谷底依然相信并创造“卷土重来”可能性的人。
关于诗人：
杜牧（公元803 - 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文宗时进士，历官弘文馆校书郎，州刺史，中书舍人。晚唐诗人中，他是有自己特色的一人，后人并称李商隐与杜牧为“小李杜”。其诗明媚流转，富有色泽，七绝尤有情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