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秦淮」
杜牧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赏析：
本诗作于唐宣宗大中年间（约850年），正值史称“小太宗”的唐宣宗力图振兴王朝之际。然而，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的痼疾已深入帝国肌体，表面的安定难掩内在的衰颓。杜牧此次夜泊秦淮，眼前这条曾见证六朝金粉、尤其是南朝陈后主《玉树后庭花》奢靡亡国旧事的河流，无疑触动了诗人深植于心的历史神经与忧患意识。
秦淮河在唐代依然是繁华的商业娱乐中心，歌楼酒肆林立，笙歌彻夜不息。杜牧将船泊于这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敏感的耳膜听到的不仅是当下的靡靡之音，更是穿越百年的亡国遗响。这首诗的震撼力正在于诗人完成了一次精巧的“双重时空叠映”：将晚唐的现实场景，完美嵌入了南朝亡国的历史框架之中，使得眼前的一场寻常夜泊，升华为对当代危机的严厉警示。此诗被誉为杜牧政治讽刺诗的巅峰之作，其批判的锋芒与意境的圆融，使其成为晚唐诗歌中最具历史穿透力的作品之一。
首联：“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如烟的雾气笼罩着清冷的秦淮河水，朦胧的月色弥漫在岸边的沙渚；夜晚将船停泊在秦淮河上，旁边正是灯火通明的酒家。
开篇以两个“笼”字勾连四重意象，构筑出一幅迷离、空朦、冷寂的秦淮夜色图。“烟”与“月”是光与气的弥漫，“寒水”与“沙”是实体与基底，它们被共同笼罩在一种宁静而又凄清的氤氲氛围中。这既是实景描绘，也为全诗定下了忧郁而警醒的情感基调。次句点题，“夜泊秦淮”交代行为，“近酒家”则如一个巧妙的镜头切换，将视线与听觉引向岸上的繁华喧嚣，为下文“歌声”的出现埋下伏笔，形成静（江上）与动（酒家）的潜在对比。
尾联：“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卖唱的歌女似乎不懂得什么是亡国的遗恨，隔着江水，依旧传来她们吟唱《玉树后庭花》的歌声。
此联如投石入水，激荡起全诗的思想巨浪。诗人运用了“借代”与“用典”相结合的精妙笔法。“商女”（歌女）是表层的行为者，但诗人的锋芒绝非指向这些身不由己的底层女子。她们所唱的《后庭花》，是南朝陈后主创作的艳曲，与其荒淫误国紧密相连，被后世视为“亡国之音”的象征。真正“不知亡国恨”的，是那些在酒家中沉醉、点唱此曲的达官贵人、文人商贾，是整个沉醉于虚假繁华中的统治阶层与社会精英。“隔江犹唱”的“犹”字，力重千钧，它揭示了历史悲剧核心元素（奢靡、麻木、短视）在当下的惊人复现。那隔着江水传来的歌声，在诗人听来，已非娱乐之音，而是为这个时代敲响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丧钟前奏。
整体赏析：
这首七绝是情景抒情与政治讽喻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遵循着“由景及声，由声及史，由史及今”的严密逻辑，在短短四句中完成了从宁静画面到历史纵深再到现实批判的惊人跨越。
前两句的写景，并非单纯的起兴，其“烟笼”、“月笼”的朦胧感，恰似晚唐社会一种集体性的精神迷茫与认知模糊；那“寒水”的意象，则暗示着繁华之下的内在寒意与危机。后两句的叙事与议论，则以“不知”与“犹唱”形成强烈的反讽张力。诗人以表面的“不知”（商女），来拷问实质的“应知而佯装不知”或“已忘”（统治阶层）。全诗的情感，在最后一句达到顶点，那“后庭花”的歌声，如同一枚投入静夜的诗性炸弹，炸开了历史与现实之间那层薄薄的帷幕，让所有清醒者听到盛世挽歌的隐约前奏。
写作特点：
- 意象并置的隐喻系统：“烟”、“月”、“寒水”、“沙”共同营造的朦胧清冷之境，与“酒家”、“商女”、“《后庭花》”所代表的喧嚣奢靡，形成了贯穿全诗的核心隐喻对比。前者象征历史的冷静审视与诗人的忧思，后者象征现实的沉醉与遗忘。这种并置本身即构成强烈批评。
- 视听通感的时空缝合：诗歌巧妙地缝合了视觉（烟、月、水、沙）、听觉（歌声）与通感（“寒”水）。尤为关键的是，它将空间上的“隔江”（物理距离）与时间上的“隔世”（历史距离）通过一曲《后庭花》桥接起来，创造了“声景穿越”的独特艺术效果，让历史的幽灵在当下的声音中显形。
- 用典的颠覆性创新：对《玉树后庭花》典故的运用，不是简单的怀古，而是将其作为诊断当下病症的一枚“历史探针”。诗人通过“犹唱”这一行为，让古老的“亡国之音”在新时代的语境中重新复活并获得尖锐的批判力，实现了典故意义的现实化与深化。
- 批判视角的迂回与精准：全诗的批判并非直指，而是采用了经典的“迂回战术”。批判的矛头从“商女”（表面对象）巧妙转向其背后的消费者与整个社会风气（真实对象）。这种“指桑骂槐”、“借古讽今”的手法，既符合诗歌含蓄的美学要求，又使讽刺更为辛辣、深刻，耐人寻味。
启示：
这首作品如同一座建立在时间河流上的诗性灯塔，其光芒穿越历史的迷雾，持续照射着权力与文明的脆弱之处。
它给予我们最核心的启示关乎 “历史记忆”与“现实责任” 。诗中那“不知亡国恨”的，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一种系统性的历史健忘症与集体麻痹。当一个社会、尤其是其精英阶层，沉醉于眼前的繁华喧嚣，而选择性地遗忘或无视历史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教训时，危机的种子便已埋下。《后庭花》的歌声在此成为一种测试：一个时代能否辨识出自身文化中那些“甜蜜的毒药”？
进一步而言，这首诗提出了一个关于 “共谋”与“清醒” 的深刻问题。在“商女”与“听客”构成的生态中，谁更应对“亡国恨”的遗忘负责？诗人将批判隐含于“不知”与“犹唱”之中，提醒我们，在历史的下行周期里，大多数人都可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共谋者”，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一场集体的狂欢与遗忘。而诗人的角色，正是那少数保持清醒的“泊舟者”，在众人皆醉的夜晚，以诗的耳朵，聆听并辨认出潜藏在盛世欢歌里的不谐和音——那来自历史深处的、清晰的警钟之声。
最终，这首诗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晚唐的精准诊断，更在于它为所有时代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感知模式：在享受繁华时，是否能保持一丝“隔江”的冷眼旁观？在流行的歌声中，是否能听出旋律里可能隐藏的、旧日的亡国之音？杜牧以其诗笔告诫后世：文明的韧性，不仅在于创造繁荣，更在于在繁荣中保持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记忆与对自身危机的敏锐警觉。
关于诗人：
杜牧（803 - 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文宗时进士，历官弘文馆校书郎，州刺史，中书舍人。晚唐诗人中，他是有自己特色的一人，后人并称李商隐与杜牧为“小李杜”。其诗明媚流转，富有色泽，七绝尤有情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