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将五首 · 其二」
杜甫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赏析:
这首诗是杜甫《诸将五首》组诗中的第二首，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秋，时杜甫寓居夔州。安史之乱虽已于763年平定，但藩镇割据、吐蕃侵扰、回纥坐大等危机接踵而至，唐王朝陷入“中兴”表象下的深层危机。此诗以沉痛犀利的史笔，直指朝廷借兵回纥平叛的短视国策及其遗祸，展现了杜甫晚年诗作中深沉的历史反思意识与战略忧患意识。
第一联：“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当年韩国公张仁愿修筑三受降城（今内蒙古境内）的本意，是要彻底阻断突厥贵族侵扰中原、拔取大唐旌旗的野心。
诗以历史正例开篇，追忆唐中宗时期名将张仁愿（封韩国公） 的功绩。他在黄河以北筑三座受降城，互为犄角，使突厥不敢越山牧马，保障了北方边境数十年的安宁。“拟绝天骄”（意图断绝“天之骄子”匈奴，此指突厥）四字，彰显了盛唐前期积极防御、以我为主的战略主动与民族自信。此联为全诗树立了正面参照。
第二联：“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哪里料想到，今日竟要完全借重于回纥的战马，反而要劳烦他们远道来救援我朔方军！
笔锋骤转，直刺当下痛处。安史之乱中，唐廷多次借兵回纥平叛，代价是许其劫掠洛阳、长安，并长期背负沉重的经济与政治包袱。“尽烦” 二字，尽显这种依赖的彻底与无奈；“翻然远救” 则饱含反讽——本应保卫国家的朔方军，反需外兵来救。此联揭示了国防空虚、将帅无能导致必须“引狼入室”的尴尬现实，与上联形成强烈对比。
第三联：“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如今）胡骑来袭时，竟让人感觉不到潼关的天险有何作用；（而遥想当年）唐高祖龙兴晋阳之时，犹传闻晋水为之清澈（预示祥瑞）。
此联通过空间与时间的对照，深化批判。“胡来不觉潼关隘”，直指将领无能、守备松懈，致使天下雄关形同虚设。“龙起犹闻晋水清” 则回溯唐王朝创业之初的祥瑞与英武气象，暗含对当下朝廷萎靡、士气低落的叹息。一今一昔，一失守一兴起，在对比中寄寓了诗人对朝纲不振的深刻失望。
第四联：“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难道只让天子一人为江山社稷忧劳，各位将军勋臣，又将如何报答这来之不易的太平局面？
尾联的诘问如当头棒喝，将批判锋芒直接指向当权的“诸将”。“独使至尊忧社稷”，既是对代宗皇帝在困局中勉力支撑的同情，更是对文武大臣尸位素餐、逃避责任的严厉斥责。“何以答升平” 这一质问，超越了军事层面，上升为对全体统治阶层政治道德与历史责任的拷问，沉痛而有力。
整体赏析：
这首诗是杜甫以诗论史的杰作，展现了他作为诗人罕见的战略家眼光与政治历史批判深度。全诗采用“古正今反”的对比结构：以张仁愿的主动筑城（自强御外），反衬当下依赖回纥（仰仗外援）；以潼关天险的虚设（守备无能），对比晋阳起兵的英武（创业精神）；最终归结于对“诸将”误国的集体问责。
杜甫的深刻在于，他并非简单批评军事失利，而是揭示了国家战略的失误、武将群体的堕落与统治阶层责任的缺失这一连锁危机。诗中“岂谓”、“不觉”、“独使”、“何以”等词语，充满了强烈的反诘与失望情绪，体现了其晚年诗歌沉郁顿挫中更见峻切的风格。
写作特点：
- 史诗笔法，对比强烈：通过“韩公筑城”与“尽烦回纥”、“潼关失险”与“晋水龙起”的多重历史对比，构建了深广的时空维度，使批判具有厚重的历史纵深感。
- 用典精当，指向明确：张仁愿、晋水龙兴等典故的运用，不仅以古喻今，更树立了评价当下的是非标准，增强了议论的说服力和讽刺的尖锐性。
- 议论入诗，锋芒毕露：全诗以议论为骨架，情感为血肉，将史识、政见与诗情完美融合，语言犀利直切，突破了传统诗歌含蓄委婉的藩篱，体现了杜甫“以诗为论”的独创性。
- 结构严谨，层层深入：从历史参照（首联）到现实批判（颔联），从军事地理（颈联上句）到国运兴衰（颈联下句），最终上升到政治问责（尾联），逻辑严密，层层推进。
启示：
这首作品超越了具体的战事评论，它提出了一个永恒的治国命题：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尊严，究竟应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 杜甫通过惨痛的历史教训指出：依赖外力终非长久之计，真正的和平必须建立在自身武备修明、将帅忠勇、国策自立的基础上。
这首诗对于后世的重要启示在于：国家安全不可假手于人，民族尊严不容轻易抵押。在面临危机时，短视的“求助”可能带来更长久的隐患。同时，诗中“独使至尊忧社稷”的困境也提醒我们，国家的兴衰从来不是一人之责，而是需要整个统治精英阶层共担责任、共赴时艰。杜甫在千年前的叩问，至今仍回荡在每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历史关头。
关于诗人：
杜甫（712 - 770），字子美，唐代大诗人，被称为“诗圣”。他出生于一个逐渐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籍襄阳，后来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杜甫一生坎坷，动乱流离的生活使他对大众的疾苦有切肤之感，因而他的诗歌总是紧密结合时事，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思想深厚，境界开阔。在诗艺上他兼备众体，形成“沉郁浑厚”的独特风格，成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