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
刘禹锡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
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
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
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赏析：
这首诗作于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四十四岁。这一年春天，他与柳宗元刚被召回长安，尚未站稳脚跟，就因为那首“玄都观里桃千树”的诗，再度被贬。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柳宗元任柳州刺史，二人结伴南行，至衡阳不得不分路。十四年前，永贞革新失败，他们同时被贬——刘禹锡赴朗州，柳宗元赴永州。十年后同时被召回，又同时再被贬。命运将他们牢牢绑在一起，又在每一个转折处把他们推向不同的方向。
衡阳是湘江与蒸水交汇处，也是通往岭南与广西的分岔口。渡口边，柳宗元写下《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刘禹锡以此诗酬答。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四年后，柳宗元病逝于柳州，年仅四十七岁。刘禹锡扶其遗孤，整理其文集，用余生践行这场渡口的约定。
首联：“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
离开京城十年后，我们一同被召回；渡过湘江千里迢迢，如今又要在此分路。
起笔是沉重的概括。“去国十年”——十年贬谪，足够让一个人老去，也足够让两个人成为生死之交。“同赴召”是三字短暂的希望，他们以为终于熬出头了。可紧跟着就是“又分歧”，一个“又”字，把命运的无情写尽。“渡湘千里”是实写行程，更是虚写人生的长度。他们一起走了这么远，却还是要分开。
颔联：“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
此番重临故地，处境已不同于当年贤明的黄丞相；三次被贬，论声名我实在有愧于柳下惠那样的正直之士。
此联用两个典故自况。“黄丞相”指汉宣帝时的黄霸，曾两任颍川太守，政绩卓著，第二次到任时百姓夹道欢迎。刘禹锡说自己也是“重临”（他曾任连州刺史，虽未到任），但境遇完全不同——他不是荣归，是再贬。这是自嘲，更是对时局的讽刺。
“柳士师”指春秋时柳下惠，三次被贬而不离父母之邦。孔子称其“直道事人”。刘禹锡以柳宗元比柳下惠，说自己“名惭”——我比不上你那份正直和坚持。这是对友人的致敬，也是自谦。两人同遭三黜，但刘禹锡把更高的评价给了柳宗元。
颈联：“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
我们回望长安的目光，一同随着北归的大雁消失在天际；满怀愁绪，又正遇上凄厉的猿声断续传来。
此联是全诗情感最浓处。“归目并随”四字，写出两人站在渡口，同时望向北方——长安的方向，也是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大雁能北归，他们却只能南行。“回雁尽”，视线被天际切断，希望也一并切断。“愁肠正遇断猿时”，猿声在古诗中是哀音，这里更添一层：断猿指失群的孤猿，啼声最悲。诗人此时与友人即将失群，猿声恰如他们内心的哀鸣。景物与心境完美重合。
尾联：“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桂江向东奔流，从我的连山脚下经过；你我虽隔两地，却可长久相望，吟诵着思念的诗句。
收束处是虚写。“桂江”即柳江，流经柳州；“连山”在连州。两条江本不相通，诗人却让它们“东过”相连——这是地理的想象，更是心灵的连接。他们无法再同行，但江水可以象征思念的流动。“相望长吟”是他们留给彼此的承诺。四年后柳宗元去世，刘禹锡仍“长吟”不辍，编遗稿、抚遗孤，用一生践行这五个字。
整体赏析：
这首诗是刘禹锡酬答柳宗元的赠别之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友情诗篇之一。全诗四联，结构清晰：首联叙事，交代二人共同的经历与眼前的分别；颔联用典，以历史人物映照自身命运，既有自嘲，也有对友人的敬重；颈联写景，以归雁、断猿渲染离愁，情景交融；尾联虚写，以江水象征友情绵长，收束于深沉的思念。
诗中最动人的是那种同步感——他们“同赴召”，又“又分歧”；“归目并随”，愁肠同遇；连“三黜”都是同时。刘禹锡用无数“同”字，把两个人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然后在最亲密处写离别。这种写法，让友情超越了时空，成为永恒。
写作特点：
- 用典精准，寄意深远：黄霸与柳下惠的典故，既贴合二人身份，又暗含对自身遭遇的评价。“名惭”二字尤为巧妙，表面自谦，实则对友人品格的高度肯定。
- 时空交错的叙事手法：首联从十年跨度写到千里行程，再从眼前的分歧回望来路，时间与空间不断跳跃，却始终围绕“离别”这一核心。
- 自然景物的人格化处理：“回雁”与“断猿”既是眼前实景，又是内心情感的投射。雁能北归而人不能，猿失群而人亦将失群——景物成了情感的化身。
- 虚实结合的收束方式：尾联让不相通的桂江与连山“相连”，是典型的虚写。这种违背地理真实的想象，恰恰最真实地表达了思念的深度。
- 对仗工稳而不失流畅：全诗四联皆对，却无雕琢痕迹。“去国十年”对“渡湘千里”，“归目并随”对“愁肠正遇”，工整中见自然，是刘禹锡律诗成熟期的典范。
启示：
这首诗写的是离别，但让人记住的却是离别之后的“相望”。刘禹锡和柳宗元一生聚少离多，被权力像棋子一样摆布。他们没有能力对抗命运，但他们在衡阳渡口留下了一个约定：从此以后，哪怕隔着千山万水，也要“相望长吟”。这个约定支撑着刘禹锡走完后半生。四年后柳宗元去世，他写《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又在柳宗元遗稿序言里反复提及当年的情谊。他说自己每次读到柳宗元的诗，“未尝不掩卷恻然”。
我们读这首诗，感动的不是两个政治失意者的哀叹，而是他们在最无力的时候，选择用“相望”来对抗分离，用“长吟”来对抗遗忘。命运可以剥夺他们的官职、故乡、安稳的生活，但剥夺不了这份彼此确认的关系。在今天这个轻易相识、轻易相忘的时代，这种“相望长吟”的友谊，显得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友情，不是天天见面，不是时时联系，而是在漫长的分离之后，依然能够“相望”，依然愿意“长吟”。
关于诗人：
刘禹锡（772 - 842），字梦得，中山无极（今属河北）人，后迁洛阳。唐代中叶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这一时期具有独特成就的诗人。在他的创作中，不乏反映时事和民间疾苦的诗篇。艺术上，他既能继承前代优秀的文学遗产，又能从民间文学中吸取有益的养料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诗歌语言明快活泼，节奏响亮和谐，风格雄浑爽朗，为时人所推重，誉之为“诗豪”。尤其是仿民歌的《竹枝词》，于唐诗中别开生面。有《刘梦得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