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宫」
李商隐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赏析：
这首诗作于大中十一年（857年）李商隐游历江淮期间。诗人亲见隋宫遗址，触景生情，将眼前荒芜与历史记忆叠合，完成了这首晚唐咏史诗的巅峰之作。此时唐王朝已深陷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末世困局，但统治者仍沉溺享乐、不思改革。李商隐借隋讽唐，其批判锋芒不仅指向前朝昏君，更直指当世统治集团的历史健忘症与权力腐败的循环痼疾。
诗中“紫泉宫殿锁烟霞”的意象，实暗合长安大明宫的现状——宫殿犹在，帝王已荒。而“欲取芜城作帝家”的野心，与晚唐诸帝频繁巡幸洛阳、兴庆宫的行为形成历史回声。李商隐选择隋炀帝这一极端案例，正是要揭示权力不受制约时必然走向的疯狂逻辑：当帝王将个人欲望等同于国家意志，将民脂民膏视为私人财库，覆亡便已注定。
首联：“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长安宫殿空锁于烟霞之中，却还想把扬州作为帝王新都。
“紫泉”代指长安，取司马相如《上林赋》“紫渊径其北”之典，借汉家气象反衬隋宫荒废。“锁烟霞”三字极妙：烟霞本为飘逸之物，用“锁”字却赋予其囚禁的质感，暗示宫殿已成华美的牢笼。下句“欲取”二字透露权力意志的专横——不是“迁都”，而是“取用”，将城市视为可随意取用的私产。“芜城”即扬州，鲍照曾作《芜城赋》哀其兴衰，李商隐用此旧称，在命名中已预设了衰败的结局。
颔联：“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若非玉玺归于真命天子，锦帆龙舟恐怕要游遍天涯海角。
此联以假设历史展现权力失控的恐怖图景。“日角”指李渊（史载其额有日角龙庭之相），用“归”字强调天命的正当转移。而“锦帆到天涯”则以奢华意象（锦帆）与无限空间（天涯）的组合，勾勒出欲望无度扩张的可怕轨迹。最精妙的是“应是”二字——这不是客观陈述，而是基于隋炀帝行为逻辑的必然推演，揭示出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放纵的内在规律。
颈联：“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如今腐草中已无萤火虫飞舞，唯有运河垂杨永远栖息着黄昏的乌鸦。
此联以自然意象完成历史审判。“腐草无萤火”暗用隋炀帝搜萤数斛、夜游放萤的典故，但诗人反转其意：不是萤火消失，而是连产生萤火的腐草都已凋敝，极言衰败之彻底。“垂杨暮鸦”的意象更富深意：炀帝曾沿运河植柳，柳树成为其功业的象征；而今垂杨依旧，却只供暮鸦栖息。这种自然物的永恒与人事的短暂的对比，赋予讽刺以苍凉的诗意深度。
尾联：“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九泉之下若遇见陈后主，怎好意思再问《玉树后庭花》的事？
尾联以跨越历史的幽灵对话，将讽喻推向高潮。据《隋遗录》，炀帝曾梦遇陈后主，共赏《玉树后庭花》。李商隐将此轶事置于“地下”场景，让两个亡国之君在冥界重逢，产生绝妙反讽。“岂宜”二字力道千钧：不是“不会问”，而是“没脸问”——后主虽亡国，至少未曾嘲笑前朝；而炀帝曾讥后主荒淫，自己却变本加厉。这种历史批判者的自我沦陷，正是权力腐败最深刻的悲剧。
整体赏析：
这是一首以空间诗学构建的历史批判。全诗通过四组空间的并置与转化：长安宫殿（被弃的政治中心）、芜城帝家（新建的欲望乐园）、天涯海角（想象的扩张边界）、地下冥府（最终的归宿），勾勒出权力欲望从积聚到爆发再到湮灭的完整轨迹。李商隐的深刻在于，他揭示了权力地理学与欲望心理学的同构关系——炀帝对空间的不断征服（取芜城、到天涯），实则是内心欲望无限膨胀的外在投射。
诗歌的时间结构尤为精妙：首联写空间转移中的权力意志（当下欲望），颔联写虚拟的历史可能（假设未来），颈联写现实的历史遗迹（现在结果），尾联写冥界的永恒相遇（死后审判）。这四种时态交织，使隋炀帝的个案获得了超时空的寓言性质——它不仅是历史事件，更是权力本质的戏剧化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不缘…应是…”（颔联）与“若逢…岂宜…”（尾联）两对关联词的使用。前者展现历史偶然性下的必然逻辑（若非天命转移，放纵必至天涯），后者展现道德审判的绝对性（即便死后相遇，羞愧依旧难消）。这种逻辑推导与价值审判的双重结构，使诗歌在理性分析与情感谴责之间取得了完美平衡。
写作特点：
- 地名词典的象征转化：紫泉（长安代称）象征正统政治中心，芜城（扬州旧称）象征欲望投射的新地，天涯象征欲望的无垠疆界，地下象征历史的最终法庭。每个地名都超越地理意义，成为价值判断的符号载体。
- 自然意象的历史铭刻：萤火虫被权力征用为娱乐工具（炀帝放萤），最终在腐草中灭绝；杨柳被权力塑造为功绩象征（运河植柳），最终成为暮鸦的栖所。自然物在诗中经历了被权力异化到重归自然本性的过程，成为权力虚妄的沉默见证。
- 假设语气的批判力量：全诗四处使用假设性表达（欲取、应是、若逢、岂宜），这种虚拟语气不仅拓展了诗意时空，更构建了多维度的批判视角——从可能的历史、虚拟的相遇等角度，全方位审视权力悲剧。
启示：
这首作品揭示了权力运行中一个致命悖论：最热衷于建造永恒纪念碑的统治者，往往最快被历史遗忘；最追求空间扩张的权力，最终在时间中被压缩为一个警示符号。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至今奔流，植下的垂杨岁岁返青，但他最在意的锦帆龙舟、萤火夜景、芜城帝家，却只留下“腐草无萤火”的荒凉。这对任何时代的启示在于：权力的真正遗产，不取决于其物质工程的规模，而取决于其与民众福祉的关联度。
诗中“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的历史假设，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政治哲学命题：若无外力制约，权力自身的膨胀本能会将社会带向何方？ 李商隐的答案隐藏在“应是”二字中——不是可能，而是必然。这提醒所有时代：对权力的制度性约束，不是对统治者的限制，而是对文明延续的必要保护。
最终，这首诗给予我们的不是简单的“以史为鉴”，而是对历史批判本身的反思。当隋炀帝在地下面对陈后主时，他失去了所有辩解的理由——因为他曾是后主最严厉的批判者，却成为更彻底的后主。这暗示了一个永恒困境：每个时代都能清醒地批判前朝的昏聩，却往往在批判中重复同样的错误。真正的历史智慧，或许不在于记住具体教训，而在于建立一种让权力始终保有自我怀疑、让批判者始终警惕成为被批判者的制度与文化。
关于作者：
李商隐(813 - 858)，字义山，晚唐大家，擅骈文，尤工诗。诗与杜牧齐名，人称“小李杜”。怀州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人。少年时，境况极为艰难九岁丧父，所谓“浙水东西，半纪漂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