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逢李龟年」
杜甫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赏析：
这首著名的古诗作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春，杜甫生命的最后一年。其时诗人漂泊至潭州（今湖南长沙），于暮春时节偶遇同样流落江南的著名乐师李龟年。李龟年乃开元、天宝年间供奉宫廷、名动公卿的歌唱家，亲历并象征着那个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这场“天涯沦落人”的意外重逢，触发了杜甫对大唐盛衰、个人浮沉以及艺术命运最深沉的感慨。此诗遂成，以其极简的形式，承载了极重的情感与历史含量，被誉为杜甫七绝的压卷之作。
首联：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当年在岐王的府邸里是常常见到你的，在崔九的厅堂前也曾多次聆听你的歌声。
起笔以平和语调解开一卷盛唐的记忆长卷。“岐王宅里”、“崔九堂前”，这两个特定的地点，是开元时期东都洛阳文艺繁盛、名流雅集的象征性空间。“寻常见”、“几度闻”，语气轻松随意，却精准地传达出在那个全盛时代，欣赏最顶尖的艺术是一种常态、一种日常的奢侈。诗人与李龟年，一个是未来“诗圣”的年轻身影，一个是当时艺坛的璀璨明星，他们的“常见”与“几闻”，本身便是那个开放、富足、文化气息浓厚的时代的生动切片。追忆越是寻常，背后的沧桑巨变便越是惊心。
尾联：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眼下正是江南风光最美好的时节，在这暮春落花纷飞的时候，竟然又与您重逢了。
此联笔锋陡转，从辉煌的往昔拉回凄清的当下。“江南好风景”是客观陈述，更是巨大的反讽。风景虽好，但观景之人已是饱经离乱、憔悴漂泊之身。“落花时节”四字，乃全诗灵魂所在：它既是重逢的真实节令（暮春），更是多重象征的叠加——象征个人生命的暮年、大唐国运的凋零，以及一切美好事物无可挽回的消逝。“又逢君”的“又”字，看似平常，实则千钧，它连接起四十年的时光跨度，从“岐王宅里”的锦绣繁华到“江南落花”的漂泊凄凉，其间家国之变、身世之痛，尽在其中。重逢的惊喜，被包裹在无边无际的怅惘与悲哀之中。
整体赏析：
这首仅二十八字的七绝，是杜甫晚年艺术高度凝练、情感极度浓缩的典范。全诗采用 “以乐景写哀情，以平淡蕴惊雷” 的笔法。表面看，前两句是温馨的回忆，后两句是偶遇的叙写，语调从容，仿佛闲话。然而，在“寻常见”与“又逢君”之间，横亘着一场彻底改变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安史之乱；在“岐王宅”与“江南”之间，是从文化中心到流落边缘的空间位移；在“几度闻”的盛世清音与“落花时节”的无声飘零之间，是一个辉煌时代的彻底落幕。
诗歌的魅力在于其巨大的留白与无尽的张力。诗人未写一句直接的感慨，未写李龟年如何沦落，未写自己如何困顿，但所有这一切，都通过“岐王宅”—“江南”、“常见”—“又逢”、“好风景”—“落花时节”这几组意象的并置与对比，强烈地暗示出来，让读者自行填补那被省略的惊天动地的历史内容。这场重逢，已非两人之遇，而是两个“盛唐过来人”的相遇，是一段破碎历史在特定时空下的悲怆回声。
写作特点：
- 今昔对比，时空浓缩
全诗构建了“昔”（长安/洛阳，盛唐，青春）与“今”（江南，衰世，暮年）的二元结构。通过具体地点（岐王宅、崔九堂）与抽象时节（落花时节）的对照，将四十年沧桑巨变浓缩于尺幅之间，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 意象精当，寄托遥深
“落花时节”是全诗的核心意象，它巧妙地将自然景象（春暮花落）、人生阶段（晚年漂泊）与时代氛围（国运衰微）三重意蕴融为一体，赋予诗歌以象征性的哲学深度，含蓄而沉重。 - 语言平淡，情感沉郁
诗句如口语般自然流出，无一奇字险句，无一直抒胸臆的悲叹。然而正是在这极度克制的平静叙述下，汹涌着个人与家国命运的深沉悲感，达到了“淡极始知花更艳”的艺术境界。 - 结构精巧，转合无痕
前两句平行铺叙往事，后两句聚焦当下重逢。由“闻”到“逢”，由追忆到现实，转折自然，衔接无隙。结尾句意蕴悠长，如曲终收拨，余音绕梁，将无尽的感慨留给读者。
启示：
这首作品让我们看到，最伟大的诗篇，有时诞生于最偶然、最平凡的相遇之中。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真理：时代的剧变，最终会烙印在每一个个体的命运轨迹上，无论他是帝王将相，还是诗人乐师。 杜甫与李龟年的身影，共同构成了一个文明由盛转衰的微型叙事。
这首诗给予我们的启示超越了文学范畴：它关乎记忆，关乎时间，关乎文明在个体生命中的传承与断裂。它提醒我们，要珍视那些承载着共同文化与记忆的“遇见”，因为它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是确认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的珍贵坐标。同时，“落花时节”的意象也警示我们，对于个人、社会乃至文明而言，“好风景”未必意味着真正的“好时节”，在历史的转折处，需要有一种穿透表象、洞察本质的清醒与悲悯。这正是杜甫在生命终点，留给后世最凝重、也最富有智慧的一声叹息。
关于诗人：
杜甫（712 - 770），字子美，唐代大诗人，被称为“诗圣”。他出生于一个逐渐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籍襄阳，后来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杜甫一生坎坷，动乱流离的生活使他对大众的疾苦有切肤之感，因而他的诗歌总是紧密结合时事，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思想深厚，境界开阔。在诗艺上他兼备众体，形成“沉郁浑厚”的独特风格，成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