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鹦鹉」
白居易
安南远进红鹦鹉，色似桃花语似人。
文章辩慧皆如此，笼槛何年出得身。
赏析：
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具体年份待考，然其批判锋芒与讽喻精神，与白居易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期间（808-815年）积极创作“讽喻诗”的时期高度吻合。此际诗人以“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为己任，常借物寓讽，直言谏诤。诗中这只来自安南（今越南北部）的贡品红鹦鹉，不仅是奇禽异兽，更成为诗人审视帝国政治与人才命运的一个精妙透镜。全诗在赞叹其非凡才貌的同時，直指其失去自由的悲剧内核，完成了一次由“咏物”向“刺世”的犀利转向。
首联：安南远进红鹦鹉，色似桃花语似人。
从遥远的安南进贡而来的红鹦鹉，它的羽毛色泽如桃花般鲜丽，鸣叫学舌竟如人言一般。
开篇以平实的叙述点明此鸟的政治身份——“远进”的贡品。它来自帝国南疆，是威德远播、万国来朝的象征，其首要价值在于政治属性。“色似桃花”写其外在之美，以春日最娇艳之花作比，夺目至极；“语似人”写其内在之奇，跨越物种界限，模仿人类语言。这两重特质，使得它从万千禽鸟中脱颖而出，成为珍玩。然而，这“似桃花”的色与“似人”的语，恰恰是它被囚禁、被玩赏的根本原因，为下文的转折埋下伏笔。赞叹之中，已暗含审视。
尾联：文章辩慧皆如此，笼槛何年出得身。
（那些）文采斐然、辩才无碍的才智之士，他们的处境往往也与此相似；这牢笼枷锁，何时才能摆脱，重获自由之身？
此联是全诗的灵魂，由物及人，由现象直抵本质，发出震聋发聩的质问。“文章辩慧”四字，是双关点睛之笔。表面上继续夸赞鹦鹉：它的羽毛纹彩如“文章”（古代“文”即纹饰），它的学舌巧言显“辩慧”。但更深刻的指向，是借鹦鹉喻指天下才士——他们的华美文采与聪慧辩才，不正如这鹦鹉的“色”与“语”吗？“皆如此” 三字，力重千钧，将个别现象提升为普遍规律：无论是鹦鹉还是才士，一旦因“文章辩慧”被权力看中、征召、收纳，其结局往往是落入无形的“笼槛”之中。这“笼槛”可能是官场的倾轧、制度的束缚，或是成为被圈养展示的“宠物”，丧失独立精神与行动自由。“何年出得身” 的诘问，既是绝望的叹息，也蕴含着对改变此种命运的强烈渴望与对统治者的深沉警醒。
整体赏析：
这首七言绝句是白居易“讽喻诗”中托物寓意的典范之作，体现了其“一吟悲一事”的明确创作目的。全诗结构呈现清晰的 “叙—赞—转—刺” 脉络：前两句叙述鹦鹉来历并赞叹其特异，此为铺垫；后两句陡然转折，由赞转叹，由物及人，直刺时弊。诗人巧妙地利用了鹦鹉作为“贡品”与“玩物”的双重属性，将其“色”与“语”这两种被人类赏玩的特质，直接对应于才士赖以进身的“文采”与“口才”，从而尖锐地揭示出，在权力体系中，才华成为被豢养和禁锢的资本，而非实现抱负的翅膀这一残酷现实。诗歌语言浅白如话，立意却深刻冷峻，在鲜明的反差与精准的比喻中，完成了对社会人才困境的深刻揭露与批判。
写作特点：
- 双关隐喻的巧妙运用：“文章辩慧”是全诗的诗眼，表面写鸟，实际写人。鹦鹉的“文章”（羽毛花纹）与文人的“文章”（诗书才华），鹦鹉的“辩慧”（学舌）与文人的“辩慧”（言论思辨），形成绝妙的双关对应，使喻体与本体的结合天衣无缝，寓意自然流露。
- 对比之中见深意：“色似桃花语似人”的极度美好，与“笼槛何年出得身”的极度不自由，形成强烈对比。越是渲染其珍贵可爱，越凸显其境遇之可悲；越是才华出众，越反衬束缚之沉重。这种对比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批判张力。
- 由个别到普遍的提升：诗人从一只具体的贡品鹦鹉，迅速联想到“皆如此”的普遍现象，将批判范围从玩物丧志扩大到整个人才选拔与使用制度的弊端，使诗歌具有了广泛的社会针对性和历史穿透力。
- 诘问收尾，余力千钧：以“何年出得身”的疑问句作结，不做解答，却将沉重的思考留给读者（尤其是当权者）。这种开放式结尾，比直接批判更具力量，更发人深省，体现了讽喻诗“意在言外”、“冀君听闻”的典型手法。
启示：
这首诗作揭示了一个永恒的困境：当个体卓越的才能（色似桃花，语似人）被体制或权威识别并吸纳后，是获得了更大的舞台，还是被驯化为一种装饰或工具，反而失去了原有的自由与野性？ 白居易借鹦鹉之困，实则叩问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工具性之间的矛盾。
这首诗对于今天的启示依然深刻。在任何时代，如何让才华不被“笼槛”所困，如何创造让“文章辩慧”得以自由生长、真正服务于社会而非仅仅取悦于权力的环境，是一个关乎社会活力与文明进步的根本问题。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尊重人才，不仅是欣赏并利用其“色”与“语”，更是给予其挣脱“笼槛”、翱翔于更广阔天空的权利与可能。这既是制度的课题，也是每一个身处“笼槛”之内或之外者的自觉。
关于诗人：
白居易（772 - 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人称白傅。原籍太原，后徙下邽（今陕西渭南）。白居易是唐代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其诗有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等类，也是继李白杜甫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