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
李商隐
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
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
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
心断新丰酒，销愁斗几千。
赏析：
此诗为李商隐中年漂泊时期的代表作，约作于大中二年（848年）秋。时诗人辗转于各藩镇幕府，经历了岳父王茂元逝世、政治靠山崩塌的变故，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彻底陷入“羁泊欲穷年”的生存状态。这首诗中呈现了诗人对自身命运的清醒认知：才华与际遇的永恒错位、个体与时代的尖锐矛盾。诗中“凄凉宝剑篇”的自喻，既是对初唐郭震以《古剑篇》得遇明主这一历史镜像的追慕，更是对自身所处时代人才评价机制失效的沉痛指认。
此时唐王朝已步入晚期，政治腐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多重危机交织，士人的上升通道日益狭窄。李商隐的漂泊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价值层面的悬浮——“新知遭薄俗”道出了正直之士在污浊环境中难以立足的困境，“旧好隔良缘”则揭示了人际关系在政治斗争中的脆弱性。这种双重隔绝，使诗人成为自己时代的“黄叶”，在风雨中独自飘零。
首联：“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
怀抱着凄凉的《宝剑篇》般的抱负，却注定要在漂泊中耗尽年华。
“宝剑篇”典出郭震《古剑篇》，此诗曾受武则天赏识，成为士人遇合的典范。李商隐冠以“凄凉”二字，完成了一场精妙的典故倒置：将原本象征机遇的历史文本，转化为象征失意的当下心境。“羁泊欲穷年”中的“欲”字尤具张力，它并非愿望，而是对残酷未来的冷静预判——不是可能漂泊，而是注定漂泊至生命尽头。这种绝望的清醒，比单纯的哀叹更为沉重。
颔联：“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
黄叶在风雨中继续飘零，青楼里却依旧歌舞升平。
此联以蒙太奇手法并置了两个平行世界。“黄叶仍风雨”中，“仍”字道出了苦难的重复性与无休止性——风雨非偶遇，而是常态；飘零非一时，而是持续。与之相对的“青楼自管弦”，“自”字勾勒出一个自我闭合的享乐系统，它对外界的苦难漠不关心，甚至毫无察觉。这两个世界在物理上相邻，在价值上却如隔深渊。诗人身处前者，遥望后者，这种被排斥在繁华之外的疏离感，构成了古典诗歌中罕见的阶级批判维度。
颈联：“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
新交的朋友遭世俗诋毁，旧日的知交因际遇阻隔。
这一联揭示了人际关系在恶劣环境中的双重破产。“新知遭薄俗”指向横向联结的失败：在“薄俗”（浅薄污浊的世风）中，真诚的交往难以建立或维系。“旧好隔良缘”则指向纵向联结的断裂：往昔的情谊被时间与际遇（“良缘”指良好的机缘条件）侵蚀。诗人被困在一个无人应答的社交真空里，既无向前开拓的可能，也失去向后回溯的路径。这对需要“知音”滋养的士人精神而言，不啻为一种精神上的流放。
尾联：“心断新丰酒，销愁斗几千。”
新丰美酒也难慰我断绝的心，纵有千斗万斗岂能消解此愁？
尾联用典而破典，将最后的精神寄托也予以消解。“新丰酒”暗用马周困顿时在新丰独饮、后得太宗赏识的典故，这本是士人自我安慰的经典叙事。但“心断”二字彻底否定了这种期待——不是等待中的焦虑，而是希望本身的断绝。“斗几千”的反问，将“借酒浇愁”这一传统行为置于理性的审视之下：愁既如海，酒何以量？这种对自我安慰方式的质疑，使诗歌超越了普通的牢骚，升华为对士人精神出路根本性困境的哲学追问。
整体赏析：
这是一首解构希望的诗歌。李商隐在诗中系统性地拆解了士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首联解构了历史机遇的可重复性（郭震的幸运不可复制），颔联解构了社会公正的幻觉（苦难与享乐并存不悖），颈联解构了人际联结的可靠性（新知旧好皆不可依），尾联解构了传统慰藉的有效性（酒不能消愁）。这种层层递进的解构，使诗歌具有了思想解剖的犀利感。
全诗在结构上呈现为一种绝望的对称：首尾两联聚焦于个体与历史、与自我的关系（宝剑篇/新丰酒），中间两联聚焦于个体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黄叶青楼/新知旧好）。这种结构暗示了诗人的困境是全方位、无死角的——不仅在外部世界找不到位置，在内部世界也找不到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风雨”意象的超越性。它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时代氛围的凝结、命运压力的具象。当黄叶在风雨中飘零，风雨既是施动者，也是背景、是常态、是无法挣脱的生存环境。这种将个体命运完全浸入时代气候的写法，使《风雨》成为晚唐士人精神史的浓缩标本。
写作特点：
- 典故的批判性使用：郭震遇合、马周饮酒等原本蕴含希望的典故，被诗人反转使用，成为反衬现实残酷的镜子。这种用典方式不追求知识的炫耀，而追求思想的颠覆。
- 对比中的价值悬置：“黄叶”与“青楼”的对比不是简单的贫富对照，而是不同价值体系间的不可通约。诗人没有谴责青楼享乐，只是呈现其“自管弦”的封闭性，这种克制的笔法反而更显深刻。
- 情感表达的理性节制：全诗几乎没有直抒胸臆的呐喊，而是通过“欲穷年”“仍风雨”“自管弦”“遭薄俗”“隔良缘”“斗几千”等克制表达，让理性分析承载情感重量，体现了李商隐晚期诗歌“理胜于情”的特质。
启示：
这首作品揭示了才华与时代关系的残酷真相：个人的卓越并不能保证被时代识别，更不意味着被时代接纳。李商隐的悲剧不仅在于怀才不遇，更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不遇”并非偶然，而是他所处时代的系统性缺陷——“薄俗”当道，“良缘”阻隔，整个社会机制已失去识别与滋养真才的能力。
诗中“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的并置，提出了一个永恒的伦理问题：当社会的一部分人在风雨中飘零时，另一部分人的“歌舞升平”是否具有正当性？ 李商隐没有给出简单答案，但他的并置本身已构成一种沉默的指控。这对任何时代的启示在于：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容忍价值评价体系（青楼管弦）与真实生命状态（黄叶风雨）的长期割裂。
最终，这首诗给予我们的不是安慰，而是一种清醒的勇气——直面“羁泊欲穷年”的可能命运，在“心断”之后依然写下“宝剑篇”。这种在绝境中保持精神书写的行为本身，或许就是对抗“风雨”的最后方式：我们可以被时代冷落，但不应自我取消；可以在漂泊中耗尽年华，但不在沉默中消解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风雨》不仅是一曲悲歌，更是一份在价值荒原上坚持创作的精神宣言。
关于作者：
李商隐(813 - 858)，字义山，晚唐大家，擅骈文，尤工诗。诗与杜牧齐名，人称“小李杜”。怀州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人。少年时，境况极为艰难九岁丧父，所谓“浙水东西，半纪漂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