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车行」
杜甫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
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赏析：
《兵车行》创作于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正值唐朝“开边”政策推行至极为酷烈之时。是年，唐军先后征伐南诏、契丹，又于青海一带与吐蕃激战，伤亡惨重。朝廷为补充兵员，强行征调关中乃至远至河南、河北的壮丁，征兵之频、征途之远、战事之惨，致使民间十室九空，田园荒废。杜甫此时虽未经历安史之乱的全面动荡，但已敏锐洞察到盛世光环下深重的社会危机。此诗并非基于某一具体战役，而是诗人融合见闻、提炼典型艺术真实的力作，以一场虚拟又极具代表性的“出征”场景，揭开了大唐帝国华丽外袍下鲜血淋漓的伤口，成为其最早直指时弊、书写人民苦难的史诗性篇章。
第一段：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战车隆隆作响，战马嘶鸣萧萧，被征发的士兵们腰挎弓箭，即将远行。他们的父母、妻儿奔跑着赶来送别，扬起的漫天尘土遮蔽了咸阳桥。亲人死死拽住他们的衣角，捶胸顿足，堵在路中痛哭，那悲恸的哭喊声直冲九霄，震荡天地。
诗人以电影镜头般的笔法，开篇即呈现出一幅震人心魄的送别图卷。“车辚辚，马萧萧”的听觉刻画，瞬间将人带入紧张、悲壮的叙事氛围。随后，“牵衣”、“顿足”、“拦道”、“哭”四个连续动作，精准捕捉了亲人绝望中最为本能的行为，将生离死别的惨痛推向极致。而“尘埃不见咸阳桥”与“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夸张对比，一写视觉之遮蔽，一写听觉之穿透，共同构建了一个被悲愤与尘土笼罩的苦难空间。
第二段：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路旁过路人询问这些士兵，士兵只无奈答道：“征调实在太频繁。”有的人十五岁就被调往北方戍守黄河，直到四十岁还要转去西部屯田。当年出发时年纪尚小，还需里长替他裹上头巾；归来时已是白发苍苍，却又要被派去戍边。边疆战场血流成海，可皇上开拓疆土的野心从未停歇。您难道没听说吗？华山以东的二百余州，千万个村落田园荒芜，长满了荆棘枸杞。即便有健壮的妇女勉力掌犁锄地，田里的庄稼也长得杂乱稀疏，难有收成。更何况我们这些关中士兵虽能忍耐苦战，却被官府像驱赶鸡狗一样随意驱使，毫无尊严。
此段通过“行人”之口，展开了对战争机器的血泪控诉。诗人以“十五”与“四十”、“里正裹头”与“头白戍边”的时间对比，揭示兵役制度对个体生命的无情吞噬。而后，笔锋由个人遭遇转向社会全景：“边庭流血”与“武皇开边”的因果关系直指统治者的野心；“千村万落生荆杞”则呈现了战争对农业生产力的毁灭性破坏。最终，“被驱不异犬与鸡”一句，以触目惊心的比喻，道破了士兵在权力面前的非人处境，完成了从现象描述到本质揭露的深化。
第三段：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即便您这样的长者关切询问，我们这些服役之人又怎敢尽情倾诉心中的怨恨？就说今年冬天，征调关西士兵的命令仍未停止。县官还在紧急催逼租税，可田地都已荒芜，租税从哪里来？如今人们才真正明白，生男孩反倒是场灾祸，生女儿反而更好。女儿还能嫁给近邻，常伴父母；儿子却只能战死沙场，尸骨埋没于荒野乱草之中。您难道没有看见吗？那青海湖边，自古以来的累累白骨就无人收拾掩埋。新鬼含冤，旧鬼哀泣，每当阴雨连绵之时，那里便传来一片呜咽啾啾的凄惨哭声。
此段将批判推向高潮，并延伸至超验的鬼魅世界。“役夫敢申恨”的反问，揭示了高压下的恐惧与沉默，比直接的哭诉更为沉痛。在“租税从何出”的诘问后，诗人掷出全诗最具颠覆性的句子：“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这一对传统伦理的倒置，是对战争戕害人性、摧毁人伦最极致的控诉。最终，诗人的目光从人间投向鬼域，“青海头”的白骨与“新鬼旧鬼”的哭声，在“天阴雨湿”的烘托下，营造出永恒的悲怆意境。战争之恶，不仅荼毒生灵，更令天地同悲，历史同泣。
整体赏析：
这首诗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之作，标志其诗风从个人抒怀向“为民请命”的伟大转变。全诗以一场出征送别为叙事起点，通过“道旁过者”与“行人”的问答结构，层层深入地揭示了“武皇开边”政策所引发的三重灾难：个体生命的摧残（终生戍边）、社会经济的崩溃（千村荆杞）、人伦情感的扭曲（生男恶女好）。诗歌结尾将现实苦难延伸至幽冥鬼哭，以超现实的悲凉意象，赋予了反战主题以穿越时空的永恒震撼力。杜甫在此展现的，不仅是深切的同情，更是历史学家般的洞察力与哲学家般的终极关怀。
写作特点：
- 叙事与对话的完美融合：采用“场景描绘-行人问答-内心独白-鬼域哭诉”的递进式结构，既保留了乐府叙事诗的生动性，又融入了文人诗的深刻思辨。
- 典型化与概括力的统一：“行人”是无数征夫的代表，“山东二百州”是广大受害区域的缩影，诗人通过提炼最具普遍性的细节，达到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
- 语言节奏与情感张力的同构：诗句长短交错，从急促的三言到沉郁的十言，节奏随着情感起伏而跌宕，特别是结尾“啾啾”的叠词拟声，读之令人心魂俱颤。
- 批判的锋芒与诗意的沉郁：全诗矛头直指“武皇”，批判大胆而尖锐，但这种批判完全融入具体可感的形象与悲天悯人的情怀之中，实现了政治锋芒与诗歌美学的统一。
启示：
这首作品穿越千年烽烟，其价值远不止于记录一场古代的兵役之苦。它揭示了任何基于扩张野心、忽视民众福祉的“宏大事业”，无论其外表多么辉煌，终将付出鲜血、荒芜与人性异化的惨痛代价。杜甫以诗笔为镜，照见的不仅是盛唐的隐痛，更是所有时代都应警惕的治理迷思。诗中“生男恶，生女好”的悲鸣，是对战争最彻底的否定——当一种政策迫使人民恐惧生命的诞生、颠倒最基本的伦理价值时，其正当性便已彻底崩塌。这首诗因而成为一曲永恒的警示：真正的文明进步，从不建立在“被驱不异犬与鸡”的个体牺牲之上，也从不以“古来白骨无人收”作为发展的注解。
关于诗人：
杜甫（712 - 770），字子美，唐代大诗人，被称为“诗圣”。他出生于一个逐渐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籍襄阳，后来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杜甫一生坎坷，动乱流离的生活使他对大众的疾苦有切肤之感，因而他的诗歌总是紧密结合时事，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思想深厚，境界开阔。在诗艺上他兼备众体，形成“沉郁浑厚”的独特风格，成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