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陈陶」
杜甫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赏析:
这首诗作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冬，时杜甫身陷被安史叛军占领的长安。是年十月，宰相房琯率唐军于陈陶斜（今陕西咸阳东）与叛军激战，采用古代车战之法，遭火攻而惨败，四万余士卒一日覆没。消息传至长安，杜甫悲愤交加，以诗为史，实录了这场浩劫及其后方反应，诗题一作《悲陈陶斜》。
首联：“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初冬时节，来自西北十郡的清白子弟，他们的鲜血流成了陈陶泽中的寒水。
开篇如史笔直书，点明时间（孟冬）、身份（良家子）与结局（血作泽中水）。“十郡”泛指陇右一带，凸显兵源之广；“良家子”强调这些士卒本是淳朴平民，更显牺牲之无辜与沉痛。后句以骇人的比喻，将抽象的血腥转化为具体意象——鲜血竟汇成泽中之水，不仅写出死亡人数之众，更赋予天地自然以悲怆的色彩，奠定全诗泣血般的基调。
颔联：“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原野空旷，天色清明，再无厮杀之声，四万忠义之师在同一天尽数阵亡。
此联以极度静寂反衬极度惨烈。战场在屠杀后陷入死一般的宁静，“无战声”三字触目惊心，暗示已无生命可战。后句以确数“四万”与“同日死”的简短组合，形成诗歌中罕见的纪实力度与情感冲击，如同刻碑。数字在此不再是统计，而是沉痛的历史定量，每一个单位都是一条戛然而止的生命。
颈联：“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叛军得胜归来，箭镞上鲜血未干，他们仍在都城的街市上纵酒高歌，喧嚷着异族的曲调。
视角从战场转向沦陷的都城。叛军“血洗箭”的细节，冷酷地炫耀着屠杀；“唱胡歌饮都市”则将其野蛮、骄横之态刻画入骨。在唐帝国的心脏长安，征服者以征服者的仪式狂欢，文化与权力的秩序被彻底颠倒。此联的喧嚣与前联的死寂形成尖锐对照，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刺激，强化了国难的耻辱感。
尾联：“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长安百姓掩面朝向北方（战场与朝廷流亡方向）悲泣，日日夜夜更加渴盼官军前来收复。
镜头最终定格于苦难的承受者——百姓。“回面向北啼”，是一个凝聚了绝望、忠诚与期盼的典型姿态；“日夜更望”则写出了时间在等待中的漫长煎熬。人民的哭声与胡人的歌声在诗中对抗，而“望官军至”的微弱希望，是漆黑时代里唯一的精神火炬，托起了全诗悲而不颓的底色。
整体赏析：
这是杜甫“诗史”精神的典范之作。它并非站在安全距离外的怀古或抒情，而是以 “在场者”的视角，对一场刚刚发生的历史惨剧进行近乎新闻报道般的诗性速写。
全诗结构犹如一部浓缩的悲剧四幕剧：第一幕（首联）：呈现惨状，奠定血色基调；第二幕（颔联）：聚焦死寂的战场，完成死亡统计；第三幕（颈联）：转向征服者的狂欢，形成情感张力；第四幕（尾联）：落笔于人民的哭泣与盼望，留下未竟的期待。四个场景层层推进，逻辑严密，情感从悲愤、沉痛、屈辱最终归于坚韧的期盼。
杜甫的深刻在于，他不仅记录事件，更揭示了事件中多层次的人性反应与复杂的社会心理。诗中有为国捐躯的“良家子”，有嚣张野蛮的“群胡”，有痛苦盼望的“都人”，而诗人自己，则是那个冷静记录、却将全部悲悯注入字句的观察者与代言人。
写作特点：
- 史诗般的纪实性与抒情性的统一：诗中时间、地点、人数确切，如同战报，但“血作水”、“无战声”、“向北啼”等意象，又充满了强烈的抒情色彩，做到了“史”的真实与“诗”的感动力完美结合。
- 对比艺术的极致运用：“野旷天清”的自然宁静与“四万同死”的人间惨剧对比；胡人凯旋的“歌饮”与百姓无声的“啼望”对比。通过反差，深化了悲剧的层次与力度。
- 克制而精准的动词与意象：“血作”、“洗”、“唱”、“饮”、“啼”、“望”，动词简洁而极具表现力。“血水”、“无战声”、“胡歌”、“北啼”等意象，成为安史之乱集体记忆的标志性符号。
- 叙事视角的转换：诗歌视角从战场全景（首、颔联），切换到长安街景（颈联），再聚焦于百姓特写（尾联），如同电影镜头的推移，引导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这场灾难的全方位冲击。
启示：
这首作品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战争诗歌，其力量不在于歌颂胜利，而在于铭记苦难、护卫人性。杜甫将同情毫无保留地给予了失败的“义军”与无助的“都人”，他的笔是一杆秤，称量的是生命与尊严的重量，而非简单的成败。
这首诗警示我们：历史的悲剧，首先是个体生命的悲剧；民族的创伤，终究要落在无数具体个人的哭泣与盼望之中。 杜甫那“日夜更望官军至”的笔触，不仅是对救援的期待，更是对秩序、正义与文明生活回归的渴望。在任何一个价值倾覆、苦难弥漫的时代，这种从人民心底升起的、坚韧的“盼望”，本身就是一种不屈服的力量。
它提醒着每一个时代的记录者与思考者：面对集体创伤，文学的最高使命，或许正是赋予那些无声的哭泣一个方向，给那些黯淡的盼望留存一束微光。
关于诗人：
杜甫（712 - 770），字子美，唐代大诗人，被称为“诗圣”。他出生于一个逐渐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籍襄阳，后来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杜甫一生坎坷，动乱流离的生活使他对大众的疾苦有切肤之感，因而他的诗歌总是紧密结合时事，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思想深厚，境界开阔。在诗艺上他兼备众体，形成“沉郁浑厚”的独特风格，成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