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过（1154 - 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南宋豪放派词人。终身布衣，漫游江湖，与陆游、辛弃疾交游。其词慷慨激昂，《龙洲词》存词80余首，《沁园春·寄辛稼轩》"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展豪侠气概；《唐多令》"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则于悲凉中见雄浑。诗亦遒劲，《登多景楼》"壮观东南二百州，景于多处最多愁"抒忧国之思。词风近辛弃疾而更显狂放，毛晋称"改之词跌宕淋漓，有蛟龙腾跃之势"，为辛派词人中坚力量。
主要作品：
生平：
刘过生于绍兴二十四年一个寒儒家庭，自幼聪颖过人，却因性格狂放不羁，四次应举皆不第，最终绝意仕进，浪迹江湖。淳熙十一年（1184年），三十岁的刘过在镇江多景楼题诗，以"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边尘千里"的豪迈诗句震动文坛，获得当时文坛领袖陆游的高度赞赏，称其"气吞余子全无敌，诗放群贤各有声"。
绍熙年间（1190-1194），刘过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漫游生涯。他北渡淮河，在滁州拜谒抗金名将辛弃疾，二人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现存《沁园春·寄辛稼轩》记录了这一重要会面："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字里行间洋溢着豪情壮志。南游期间，他在东阳与思想家陈亮纵论天下大势，二人共同主张抗金复国，反对理学空谈。西行至襄阳时，又成为岳飞之孙岳珂的座上宾，写下《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缅怀岳飞抗金事迹。这段壮游经历极大丰富了他的创作题材，也奠定了其豪放悲壮的词风基调。
庆元元年（1195年），刘过因"江湖诗祸"牵连被捕入狱。这场文字狱源于权相韩侂胄打压异己，将《江湖集》中讽喻时政的诗句指为谤讪。这段囹圄经历使刘过词风更添沉郁之气，如《贺新郎·弹铗西来路》中"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的慨叹，道出了志士报国无门的悲愤。开禧北伐（1206年）前夕，年迈的刘过仍抱病谒见韩侂胄，上《恢复方略》，主张"以精兵捣汴洛，偏师出山东"。然北伐旋即失败，这位爱国词人在忧愤中卒于昆山，享年五十三岁。临终前作《书事》诗："书生不愿黄金印，十万提兵去战场"，道尽壮志未酬的悲凉。死后由友人潘友文营葬于马鞍山麓，今昆山有龙洲祠遗址，见证后世对这位江湖诗人的纪念。
作品风格：
刘过现存诗词400余首，作品兼有豪放词派的雄浑与江湖诗派的率真，在题材开拓与风格创新上独具特色。其文学创作可分为爱国词、交游诗、讽喻小品三大类，每类都有开风气之作。
爱国词代表刘过艺术成就的巅峰。《沁园春·寄辛稼轩》采用独特的散文对话体，虚构与白居易、林逋的跨时空对话，展现"斗酒彘肩，风雨渡江"的豪情，开创"以文为词"的新境界；《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凭吊岳飞，以"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的纪实笔法，将历史反思融入词作，其中"臣飞死，臣俊喜，臣浚无言"九字，以对比手法道尽忠奸之辨；《贺新郎·弹铗西来路》自比战国冯谖，发出"不念英雄江左老"的悲鸣，结尾"男儿事业无凭据，记当年、悲歌击楫，酒酣箕踞"的慷慨，深得辛弃疾豪放词精髓。这些作品突破传统词境，将家国情怀与个人遭际熔于一炉，被杨慎《词品》誉为"稼轩后劲"。
交游诗展现刘过的社交网络与性情本色。《多景楼呈某使君》记录与陆游的忘年交，"天地沉吟三百年"道出对前辈的景仰；《呈陈同甫》抒发与陈亮的知己之情，"男儿事业看致身"彰显共同的报国志向；《襄阳歌》为岳珂而作，"至今父老哭向天"表达对岳飞的深切缅怀。这类作品情感真挚，语言率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其中《呈辛稼轩》诗："书生不愿封侯印，只觅君王斩马剑"，直抒抗金报国之志；《寄吴明卿》诗："别后相思江月满，杖藜扶我过桥东"，则展现文人雅士的闲适情趣。
讽喻小品体现刘过的社会关怀与批判精神。《书院》讽刺理学空谈："终日区区枉用心，何如默默坐沉吟"，直指当时学者脱离实际的弊病；《禽言》组诗借鸟语批判时政，其中"脱却布裤"一首揭露官府盘剥："脱却布裤，赎我夫，吏打吏骂要钱无"；《代寿韩平原》表面颂扬韩侂胄，实则暗含规劝："但得时平鱼稻熟，这腐儒、不用青精饭"。这些作品继承白居易新乐府传统，以通俗语言反映民间疾苦，在江湖诗人中独树一帜。其《观傀儡》诗："线索机关掌握中，居然冠冕坐堂皇"，更是对官场生态的辛辣讽刺。
艺术创新：
刘过对宋词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题材拓展、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三个维度，这些创新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在题材上突破"词为艳科"传统。他将军事战略写入《沁园春·张路分秋阅》："便尘沙出塞，封侯万里，金印如斗，未惬平生"，展现阅兵场景；把政治议论融入《贺新郎·赠张彦功》："问自古英雄安在哉"，抒发历史感慨；甚至将民间疾苦写入《贺新郎·赠张彦功》："道男儿、至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这种"以词言志"的实践，极大拓展了词的表现领域，为宋词注入阳刚之气。其《西江月·贺词》开创以词体写庆贺之例，《沁园春·咏别》则以词体写友情，都是题材上的重要突破。
在表现手法上融合多种文体技巧。《沁园春·寄辛稼轩》采用散文对话体，打破词的传统结构；《六州歌头》化用《史记》笔法，以"中兴诸将，谁是万人英"的设问展开历史叙事；《贺新郎》引入赋体铺陈："记当年、悲歌击楫，酒酣箕踞"。这种"以文为词"的尝试，丰富了词的艺术表现力，直接影响后世散曲创作。其《水调歌头·春事能几许》采用"上景下情"结构，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形成鲜明对比；《唐多令·芦叶满汀洲》则运用"今昔对比"手法，增强艺术感染力。
语言风格上独创"粗豪体"。《贺新郎·老去相如倦》以"记画桥、黄竹歌声，桃花人面"的直白抒情；《水调歌头·春事能几许》用"一杯且买明朝事，送了斜阳月又生"的俚俗口语；《沁园春·玉带金鱼》中"天竺山前，镜湖波畔，谁是当年谢客儿"的设问句式。这种不避粗犷、直抒胸臆的语言，既区别于姜夔的"清空"，也有异于吴文英的"密丽"，形成独特的审美风格。其词中多用典故，如《贺新郎》"弹铗西来路"用冯谖典，《沁园春》"斗酒彘肩"用樊哙典，但都自然贴切，毫无晦涩之感。
历史影响：
刘过的文学遗产，通过江湖诗派与后世豪放词人的传承，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南宋后期文坛上，刘过与刘克庄、戴复古等并称"江湖三刘"。他们的创作主张"诗以讽喻为本"，作品多反映社会现实，收录于《江湖集》。虽遭"江湖诗祸"打压，但这种关注民生的创作倾向，成为宋元之际诗歌发展的重要脉络。方回《瀛奎律髓》评其诗"粗豪跌宕，自成一家"；周密《齐东野语》记载："改之诗词豪放，如其为人"。刘过与辛弃疾的交往，更被视为文学史上的重要佳话，二人共同开创了"豪放词派"的新局面。
元代文学中，刘过形象被进一步传奇化。蒋子正《山房随笔》记载其"豪侠好义"的事迹；《武林旧事》将其塑造为"诗酒狂生"的典型。元曲作家常借用其词意，如白朴《沁园春》明显受刘过同调词影响。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将刘过塑造为"诗酒风流"的文人形象，虽与史实不符，却反映其在民间的广泛影响。
清代词学中兴时期，刘过地位得到重新评价。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将其与辛弃疾并论："刘改之词，狂逸中自饶俊致，虽沉着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况周颐《蕙风词话》指出其词"时有奇气，不可磨灭"。晚清四大家之朱祖谋校刊《龙洲词》，将其纳入宋词经典谱系；王国维《人间词话》虽批评其词"粗犷"，但承认其"气象豪迈"。
现当代学术研究中，刘过被多角度重新解读。钱钟书《宋诗选注》称其诗"有气魄而欠洗炼"；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详细考证其与辛派词人的交往；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将刘过定位为"稼轩词派的实践者"。1980年代以来，学界对其研究更加深入，如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专节讨论其"江湖诗侠"的特质；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分析其政治立场。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将刘过视为"江湖诗人"的代表人物。
在当代文化传播中，刘过形象焕发新生。昆山刘过墓于2002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江西泰和建有龙洲文化广场；其词作《沁园春》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在武侠小说中，金庸《射雕英雄传》借用其名创作"江南七怪"之首"飞天蝙蝠"柯镇恶；梁羽生《萍踪侠影录》也化用其诗词意境。这些跨时代的文化演绎，使这位南宋文人的精神遗产持续焕发活力。
《四库全书总目》对刘过的评价最为精当："过之诗稍嫌粗率，而才气纵横，要自一时之杰。其词则源出稼轩，而跌宕淋漓，小变其面目。"这位"剑气箫心"的文人，以其"狂而不悖，豪而不粗"的艺术特质，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江西太和的寒门才子，到江湖漂泊的词坛名家，刘过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谱写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文人壮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