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779 - 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洛阳（今属河南）人，北魏皇室后裔，中唐著名诗人、政治家。贞元九年明经及第，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早年任监察御史时刚直敢言，后因宦官政治屡遭贬谪，仕途几经沉浮，晚年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旋又外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作为唐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元稹与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其诗作以乐府诗与艳体诗成就最高，主张“刺美见事”的现实主义精神，《连昌宫词》借宫边老翁之口追述盛唐荣衰，与白居易《长恨歌》并称叙事诗双璧；《田家词》“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以俚言俗语写民生疾苦，开新乐府先声。其悼亡之作《遣悲怀三首》“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以家常语道人间至痛，情深意切。此外，与莺莺的爱情经历催生了传奇《莺莺传》，后成为《西厢记》的故事蓝本。元稹诗风平易晓畅而时有奇崛，《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精警比喻写刻骨相思，成为爱情诗绝唱。其在唐诗由中唐向晚唐的转型中，其通俗诗风影响深远，为元白诗派奠定根基。
主要作品：
生平：
元稹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世家。其祖上为北魏宗室，改姓元氏。六世祖元岩，仕北周为车骑大将军；曾祖元延景，官至岐州参军；祖父元悱，官至南顿县丞；父元宽，官至比部郎中。元稹八岁时，父亲去世，家道迅速中落，母亲郑氏以纺织为业，含辛茹苦地抚养他长大。早年丧父的困顿经历，使他深切体察到社会的艰辛，这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和人生观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稹自幼聪颖好学，九岁能属文，十五岁明经及第。明经科在唐代以考核经义为主，较进士科容易，但这只是其仕途的起点。此后，他更加刻苦读书，以期在进士科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贞元九年（793年），十五岁的元稼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这是二人交往之始。此后，他们成为终生挚友，诗文唱和，志同道合，共同开创了中唐诗坛的新局面。
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与白居易同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这是元稹正式步入仕途的开端。在长安期间，他结识了当时文坛的许多重要人物，如韩愈、李绅、杨巨源等，诗酒唱和，声名渐起。然而，元稹性格刚直，不畏权贵，在官场上屡遭排挤。元和元年（806年），他应制举，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左拾遗是谏官，位卑而责重，元稹恪尽职守，屡次上书言事，指陈时弊，因此触怒权贵，于元和五年（810年）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这是他仕途生涯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在江陵期间，元稹心情郁悒，与白居易、李绅等人书信往来，以诗文排遣愁怀。这一时期，他与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同情民生疾苦的乐府诗。他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与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作。同时，他也写下了许多抒发个人情感的诗篇，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悼念亡妻韦丛的《遣悲怀》三首，情感真挚，催人泪下。
元和十年（815年），元稹量移通州司马。通州地处巴蜀，荒僻偏远，他心境更为苦闷。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与白居易的唱和之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两人虽然远隔千里，但通过驿使传递诗篇，相互慰藉，相互激励。他们的唱和诗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艺术之精湛，在中国文学史上实属罕见。
元和十四年（819年），元稹被召还京，任膳部员外郎。此后，他的仕途进入了一个相对顺利的阶段。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他迁祠部郎中，知制诰，负责起草朝廷诏令。长庆二年（822年），他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这是元稹仕途的巅峰。然而，宰相之位并未给他带来荣耀和满足，反而使他卷入了更为复杂的政治斗争。不久，他便因政争被罢相，出为同州刺史。此后，他又历任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
大和五年（831年），元稹在武昌军节度使任上病逝，享年五十三岁。临终前，他将自己的诗文编为《元氏长庆集》，托付给白居易。白居易悲痛不已，为其撰写了墓志铭，并在《祭微之文》中深情地写道：“呜呼微之！始以诗交，终以诗诀。弦笔两绝，其今日乎！”
纵观元稹的一生，他在政治上虽有起伏，但始终未能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在文学上，他却以其卓越的才华和丰富的创作，成为中唐诗坛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与白居易的深厚友谊，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作品风格：
元稹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和古文两个方面。其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既有反映社会现实的新乐府诗，也有抒写个人情感的悼亡诗和艳情诗；既有气势磅礴的长篇排律，也有短小精悍的绝句。风格上以浅切平易、情真意切为主要特征，在唐诗中独树一帜。
新乐府诗
元稹与白居易共同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是中唐诗坛最重要的文学革新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歌的讽喻功能和社会作用。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是其新乐府诗的代表作。
这组诗作于元和四年（809年），共十二首，每首有一“新题”，如《上阳白发人》、《五弦弹》、《法曲》等。这些诗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宫廷的奢靡、边将的无能、百姓的苦难、妇女的悲惨命运等。如《上阳白发人》以白发宫女的悲惨遭遇，揭露宫廷制度的残酷；《五弦弹》借古讽今，批评当朝政治的失当。这些诗语言平易，叙事生动，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
然而，元稹的新乐府诗与白居易有所不同。白诗更加通俗易懂，力求老妪能解；元诗则相对典雅含蓄，更注重艺术技巧。如《法曲》中“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之句，以胡风盛行影射时政，含蓄而不失锋芒。
悼亡诗
元稹的悼亡诗，是其诗歌中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一部分。他一生有过多次婚姻，其中与韦丛的感情最为深厚。韦丛出身名门，为太子少保韦夏卿之女，嫁给元稹时，元稹尚未显达，生活清贫。韦丛不仅不以为意，反而安贫乐道，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元和四年（809年），韦丛病逝，年仅二十七岁。元稹悲痛欲绝，写下了大量悼念亡妻的诗作，其中以《遣悲怀》三首最为著名。
《遣悲怀》三首，以平实质朴的语言，深情地追忆了与亡妻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抒发了对亡妻的深切怀念和无法弥补的愧疚之情。其一云：“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诗中通过“搜荩箧”、“拔金钗”、“甘长藿”等细节描写，生动地再现了亡妻在贫困生活中对他的体贴与支持，尾联以今日之富贵与往日之贫寒相对照，抒发“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限悲痛。其二云：“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以“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句，道出了无数贫寒夫妇的共同心声。其三云：“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以“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收束，将对亡妻的思念推向极致，感人至深。
除《遣悲怀》外，元稹还有《离思五首》等悼亡之作。其四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以“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的比喻，极言对亡妻的深情，成为千古名句。
艳情诗
元稹的艳情诗，以其自传性传奇《莺莺传》为背景，多写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这些诗或写相思之苦，或写离别之恨，情感细腻，语言婉转，如《莺莺诗》、《离思》等。
《莺莺诗》云：“殷红浅碧旧衣裳，取次梳头暗淡妆。夜合带烟笼晓月，牡丹经雨泣残阳。依稀似笑还非笑，仿佛闻香不是香。频动横波嗔阿母，等闲教见小儿郎。”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崔莺莺的容貌神态，将女子的娇羞与深情写得入木三分。
然而，元稹的艳情诗在艺术成就上虽高，却也因其在《莺莺传》中“始乱终弃”的结局而备受诟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其“文过饰非”，认为元稹以自我辩解的态度处理这段感情，有损其人格。但就诗歌艺术而言，这些作品仍是唐代艳情诗中的佳作。
次韵酬唱
元稹与白居易的唱和之作，数量极多，成就极高。他们创造了“次韵酬唱”的新形式，即严格按照对方原诗的韵脚次序进行唱和。这种形式对诗人的才学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但也极大地促进了诗歌技巧的发展。
元稹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是其长篇排律的代表作。全诗一百韵，一千字，与白居易的《东南行一百韵》相唱和。诗中广征博引，纵横捭阖，充分展现了元稹的才学和诗艺。这种长篇排律的创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次韵诗，即承此余绪。
古文创作
除诗歌外，元稹在古文创作上也有很高成就。他的文章，如《叙诗寄乐天书》、《制诰序》等，平易流畅，自然清新，对中唐古文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其《莺莺传》更是唐代传奇小说的名篇，对后世戏曲、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文学影响：
元稹在中唐诗坛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深远而持久。
“元白”并称与新乐府运动的共同领袖
元稹与白居易并称“元白”，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共同领袖。他们共同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强调诗歌的讽喻功能和社会作用，对中唐乃至整个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称“元轻白俗”，虽有批评之意，但也承认了“元白”并称的事实及其在诗坛的影响力。
悼亡诗的开创性贡献
元稹的悼亡诗，特别是《遣悲怀》三首，将悼亡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古代悼亡诗自潘岳《悼亡诗》始，历代皆有佳作，但元稹的悼亡诗以其情感的真挚深沉、语言的平易自然、细节的生动感人，成为这一题材的典范之作。后世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贺铸的《半死桐》等悼亡名篇，都深受元稹的影响。
次韵酬唱形式的开创者
元稹与白居易的次韵酬唱，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一种新的创作形式。这种形式不仅促进了诗人之间的交流与切磋，也极大地推动了诗歌技巧的发展。宋代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次韵诗，即直接继承元白的传统。清代赵翼在《瓯北诗话》中称：“元白次韵之作，实为创格，前此未有。”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开创性贡献。
《莺莺传》的影响与争议
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是唐代传奇的名篇，对后世戏曲、小说创作影响深远。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皆据此改编而成。然而，《莺莺传》中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结局，以及元稹在文中为张生辩护的态度，也使他在后世备受争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其“文过饰非”，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也对其人格有所批评。但无论如何，《莺莺传》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
对后世的影响
元稹的诗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苏轼、黄庭坚等人虽批评“元轻白俗”，但对其诗艺仍有所借鉴。南宋杨万里、陆游等人，也深受元白诗风的影响。明清两代，随着对唐诗研究的深入，元稹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清代王士禛论诗标举“神韵”，对元稹诗中含蓄蕴藉的一面有所吸收。
总结而言，元稹是中唐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共同开创了新乐府运动。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既有反映社会现实的新乐府诗，也有抒写个人情感的悼亡诗和艳情诗。《遣悲怀》三首中的“贫贱夫妻百事哀”，《离思》中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行宫》中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等，皆成为千古名句。他的传奇《莺莺传》更是后世《西厢记》的源头。虽然其在仕途上的表现和在《莺莺传》中的态度受到后世批评，但其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是不容否认的。元稹其人其诗，是中唐文学多元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