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呈吴郎」
杜甫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赏析：
这首作品创作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秋，杜甫时居夔州东屯。此前，诗人曾将瀼西的一处草堂借与远亲吴郎（排行，名不可考）居住。草堂前有枣树，西邻一孤苦无依的寡妇常来打枣充饥，杜甫居住时从不干涉。吴郎入住后，却在枣树周围插上篱笆。寡妇向杜甫诉苦，诗人遂以诗代简，写下这首劝诫之信。此诗表面是处理邻里琐事，内里却是一场关于仁心、同理心与时代苦难的深刻对话，展现了杜甫将儒家仁爱精神践行于日常生活的崇高境界。
首联：“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我从前任由西邻妇人在堂前打枣，她是一个没有食物、没有儿女的孤苦妇人。
开篇以追忆与陈述的口吻，直接切入事件的核心。“任”字是诗眼，既是一种允许，更是一种充满理解与悲悯的“放任”，为全诗奠定了仁厚宽容的基调。紧接着，“无食无儿”四字，以最简朴直白的语言，勾勒出邻妇生存状态的两大绝境：物质上毫无保障（无食），精神与未来毫无依靠（无儿）。这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典型形象，诗人对她的放任，是基于对她基本生存权利的深刻体认。
颔联：“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如果不是因为穷困到极点，她怎会来做这样的事？正因为她心里充满惶恐，我们反而更应当对她亲切和善。
此联是杜甫仁爱哲学的核心阐述，充满深刻的同理心与心理洞察。前一句是推己及人的理性分析，将邻妇的行为（打枣）置于“困穷”这一生存前提之下，消解了任何道德指责的可能。后一句则更进一步，触及了弱者敏感而自尊的内心世界。“恐惧”二字，道尽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在求食时内心的羞怯、不安与卑微。诗人提出的对策“转须亲”，则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对待恐惧，不是疏远和防范，而是用加倍的和善去消除隔阂，给予尊严。这是比施舍更高贵的善意。
颈联：“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她因为你是新来的远客而有所防备，固然是过于小心了；但你随即插上稀疏的篱笆，却让她的防备显得像是真的了。
笔锋转向对吴郎的委婉劝诫，措辞极富艺术与智慧。诗人首先为邻妇的“防远客”开脱，称之为“多事”，既安抚了吴郎的情绪，也暗示了邻妇行为的可理解性。后句则切入正题，以“便插疏篱却甚真”点出吴郎行为的不妥。一个“便”字，写出吴郎行为之轻易与缺乏思量；一个“却甚真”，则指出了其行为的后果——那道篱笆，不仅隔断了枣树，更坐实了邻妇“被防范”的猜测，在心理上造成了真正的伤害。这是以退为进、情理交融的劝谏典范。
尾联：“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她已经哭诉过，官府的横征暴敛使她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每当想到这连年不息的战乱，我就不禁泪湿衣巾。
劝诫之后，诗人将个人的苦难骤然提升至时代的高度。“已诉征求贫到骨”，揭示了邻妇“困穷”的根源并非懒惰，而是“征求”（苛捐杂税）这一系统性压迫的结果。“贫到骨”三字，写尽剥削的残酷与彻底。“正思戎马泪盈巾”，则由一人之悲，联想到整个时代因战乱（戎马）而承受的普遍苦难。诗人自身的“泪盈巾”，是对个体与群体苦难的双重悲悯。这两句将打枣的小事，与“征求”、“戎马”的家国大痛联系起来，使诗歌的格局与意义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整体赏析：
这首作品是一封充满智慧、温情与力量的“劝善书”。它展现了杜甫如何将儒家“仁者爱人”的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而微的处世行动。全诗结构精巧，层层递进：从陈述事实（任扑枣），到剖析心理（困穷、恐惧），再到委婉批评（插篱甚真），最终上升到社会根源的揭示（征求、戎马）。情感从平和的理解，渐次转为深切的悲悯，最终化为对时代不公的深沉忧思。
其最动人之处在于 “情理交融的劝说艺术” 与 “由小及大的关怀视野”。杜甫对吴郎的劝诫，始终站在理解对方的立场上，没有居高临下的训斥，只有推心置腹的分析。他通过引导吴郎去理解一个“无食无儿”者的“恐惧”，来唤醒其内心的恻隐之心。更为重要的是，杜甫没有停留在个人道德的层面，而是将邻妇的“贫到骨”与“征求”、“戎马”这一社会政治背景相连，从而指出：真正的仁爱，不仅要有个体的善意，更需要对造成苦难的结构性原因保持清醒的认识与深刻的批判。
写作特点：
- 书信体的亲切与真挚：以诗代简，采用对亲人说话的口吻，语言质朴平实如家常，却字字恳切，情深意长，极具感染力。
- 心理刻画的深刻入微：对邻妇“恐惧”心理的体察，对吴郎行为后果（“却甚真”）的分析，都体现了杜甫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与精准把握，使说理极具说服力。
- 转折与递进的自然流畅：从“任”到“亲”，从“防”到“插”，从“诉”到“思”，诗意几经转折，层层深入，由个人行为推及社会根源，逻辑严密，思路清晰。
- 结尾的升华力量：最后两句将个人琐事与家国大事勾连，使一首劝诫诗骤然拥有了史诗般的厚重感与悲悯情怀，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思想格局。
启示：
这首作品给予我们的启示，远超邻里相处的具体建议，它触及了 “善良的实践智慧” 与 “同情的认知深度”。杜甫告诉我们，真正的善良，不仅在于“给予”的行为，更在于“理解”的过程——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困穷”，体察其内心的“恐惧”。同时，他也启示我们，对个体苦难的同情，如果不能深入到对其社会根源（“征求”、“戎马”）的认知，就可能是肤浅和局限的。
在当下社会，这首诗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如何与身边的弱者相处，如何在制度性的不公面前保持清醒的良知。它提醒我们：一道看似合理的“疏篱”，可能会切断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温情与信任；而一种将心比心的“亲”，则是疗愈社会冷漠、构建和谐共同体最基础也最珍贵的力量。杜甫通过这首写给亲戚的小诗，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身教：仁爱之心，当发乎于情，践乎于行，并最终通乎于对整个时代命运的深刻关怀。
关于诗人：
杜甫（712 - 770），字子美，唐代大诗人，被称为“诗圣”。他出生于一个逐渐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籍襄阳，后来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杜甫一生坎坷，动乱流离的生活使他对大众的疾苦有切肤之感，因而他的诗歌总是紧密结合时事，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思想深厚，境界开阔。在诗艺上他兼备众体，形成“沉郁浑厚”的独特风格，成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