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别」
杜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赏析：
这首作品是杜甫“三吏三别”组诗的终章，创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春。时唐军九节度使之师惨败于邺城，局势危殆，朝廷为补充兵力，在洛阳至潼关一带施行了近乎竭泽而渔的残酷征募。杜甫自洛阳返华州任所，沿途目睹了战乱后田园荒芜、人民死散、胥吏凶暴的惨状。他以诗为史，以血泪为墨，《无家别》正是这组“诗史”中最具普遍性悲剧意义的篇章。诗中，一个“无家可别”的士兵的自述，不再是个体的偶然不幸，而是整个时代将个人存在连根拔起后，那种绝对、冰冷的虚无的终极写照。
第一段：“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天宝末年战乱后，故乡一片死寂，家园只剩丛生的野蒿与藜草。我那曾有过百余户人家的村庄，因世道离乱，人们各奔东西。活着的人杳无音信，死去的人早已化为尘泥。我这卑贱之人，因战阵失败逃脱归来，寻找着昔日熟悉的小径。走了许久，只见到空旷无人的里巷，连日光都显得苍白瘦弱，气氛惨淡凄怆。我只能面对野狐与山狸，它们竟竖起毛发，对我发出恐吓般的啼叫。
开篇以宏阔的历史叙事奠定基调。“寂寞天宝后”五字，将个人苦难锚定于整个时代的剧变坐标之上。“园庐但蒿藜”，一个“但”字，写尽文明痕迹被自然野蛮力量彻底覆盖的荒芜。诗人以史家笔法勾勒出乱世标准像：百户离散，存亡隔绝。当主人公“贱子”（一位败归的士卒）踏上“旧蹊”，他步入的已是一个被非人力量统治的失序世界。“日瘦气惨凄”，以通感笔法赋予自然以衰颓的人格，连天光都因这人寰惨象而贫瘠无力。最触目惊心的是“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昔日家园的主人，反成入侵者眼中的侵扰者。野兽“怒啼”且“竖毛”，这不仅是写实，更是文明秩序彻底崩塌后，自然丛林法则重新主宰一切的象征性宣告。
第二段：“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四周的邻居还剩下什么？只有一两个年老寡居的妇人。归巢的鸟尚且眷恋原本的枝头，我怎能离去？姑且在这穷困之地栖身吧。正当春天，我独自扛起锄头下地，直到日暮才回来灌溉菜畦。
在绝对的荒芜中，“一二老寡妻”的出现，非但不是慰藉，反而以极致的残存印证了毁灭的彻底。她们是这场浩劫最后的见证与废墟本身。主人公以“宿鸟恋本枝”自喻，道出了一种近乎本能的情感羁绊与生存韧性。于是，在万物生长的春天，他“独荷锄”、“还灌畦”。“独”字贯穿了这徒劳的努力——没有邻里相助，没有家族期盼，他的劳作是对着虚无重建意义，是在文明的坟场上，进行一场存在主义式的、孤独的修复仪式。这微弱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在绝境中对秩序与延续所能做的最后、最卑微的抵抗。
第三段：“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县里的官吏知道我回来了，又征召我去练习战鼓、重新服役。虽然只是在本地州府服役，但回头看看家中，已没有任何人可以告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携带。在近处服役，我孑然一身；若去远方，终究会迷失道路。家乡既然已经荡然无存，那么去近处和去远方，在道理上又有什么区别？
冰冷的权力机器从未忘却对个体的征敛。“县吏知我至”的“知”字，精准刻画出体制无孔不入的监控与攫取。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这次是“本州役”。然而，“内顾无所携”——这句平静的陈述，比任何哀嚎都更具毁灭性。它意味着社会关系（亲人）与物质基础（财物）的双重归零。由此，诗歌推导出那个石破天惊的逻辑结论：“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当“家”作为物理空间与情感纽带被彻底抹去后，空间的距离便失去了意义。人生所有的选择都坍缩为一种绝对、冰冷的虚无。这不是豁达，而是存在根基被抽空后，价值判断的彻底失效。
第四段：“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让我永远痛心的是我那久病的母亲，去世已有五年，尸骨却一直委弃在山沟溪谷，不得安葬。她生养了我，我却无力奉养送终，我们母子二人，终身都将在这酸楚的哀泣中煎熬。人生到了无家可别的地步，还怎么能被称作是黎民百姓呢？
在存在的虚无中，唯一确凿的是噬心的伦理剧痛。“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母亲病逝沟壑、无法安葬的惨状，是战乱摧残人伦的极致体现。“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这不仅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永恒愧疚，更是个人在时代巨轮下完全无能为力的悲鸣。最终，所有苦难凝聚为那个撼人心魄的终极诘问：“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如果一个人连告别家庭的权利与对象都被剥夺，他作为“子民”的身份认同、他生存于世的全部社会与伦理根基何在？这一问，是对战争机器的终极控诉，也是对“人何以成为人”的深刻哲学悲鸣。
整体赏析：
这首作品是杜甫叙事诗艺术的巅峰，其力量在于它完成了从 “具体苦难”到“普遍困境” 的哲学升华。全诗采用第一人称独白，结构如同精心构筑的四幕悲剧：家园的绝对荒芜（物理根基摧毁）→ 个体的徒劳修复（意义本能挣扎）→ 权力的再次征召与存在的虚无（社会关系归零）→ 伦理的永恒剧痛与身份的终极诘问（精神根基瓦解）。它揭示了一个比死亡更可怕的境遇：活着，却已被剥夺了作为社会人、伦理人的全部属性，陷入一种“无家别”的绝对孤独与虚无。杜甫不仅记录了战乱的伤痕，更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如何系统性地摧毁人之为人的完整世界。
写作特点：
- “诗史”笔法的凝练与深刻：诗歌以个人遭遇为切片，却高度概括了安史之乱后北方农村“万室空虚”的典型图景。“百余家”与“一二老寡妻”的数字对比，“园庐”与“蒿藜”的意象转换，具有震撼人心的历史呈现力。
- 第一人称叙事的内爆式力量：通篇采用主人公自述，摒除了诗人的直接议论，却通过内心情感的层层剖白与命运逻辑的冷酷推演，产生了让读者直接代入的、更为强大的情感冲击与思想迫力。
- 意象系统的象征性建构：“日瘦”、“狐狸怒啼”、“病母委沟溪”等意象，不仅是环境渲染，更构成层层递进的象征序列：自然失序、文明退场、人伦崩塌，共同指向一个全面解体的世界。
- 逻辑推演的哲学穿透力：从“寻旧蹊”到“内顾无所携”，再到“远近理亦齐”，最后至“何以为蒸黎”，诗歌展现了一个严酷的逻辑链条，将战乱的后果从物质层面步步推进至伦理与存在层面，具有强大的思辨色彩。
启示：
《无家别》揭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深刻命题：当战争或灾难不仅摧毁人的家园与生命，更系统性地瓦解其社会纽带、伦理身份和精神归属时，人将何以自处？ 诗中的“贱子”面临的，正是这种被连根拔起的、绝对的虚无。
它给予现代文明的启示在于：真正的灾难，不仅是物质的损失，更是意义世界的坍塌。它警示我们，任何社会秩序都必须以保障人之为人的基本关联（家庭、社群、尊严）为底线。当一个人“无家可别”，他也就被剥夺了作为“蒸黎”（百姓）的资格，这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整个文明失败的标志。杜甫的这首诗，因而成为对所有时代的一种深沉告诫：守护每一个具体的、有家的人，就是守护人类文明本身。
关于诗人：
杜甫（712 - 770），字子美，唐代大诗人，被称为“诗圣”。他出生于一个逐渐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籍襄阳，后来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杜甫一生坎坷，动乱流离的生活使他对大众的疾苦有切肤之感，因而他的诗歌总是紧密结合时事，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思想深厚，境界开阔。在诗艺上他兼备众体，形成“沉郁浑厚”的独特风格，成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