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籍田有感」
柳宗元
天田不日降皇舆，留滞长沙岁又除。
宣室无由问釐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赏析：
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冬。此时，柳宗元已在永州贬所度过了五个年头。从礼部员外郎到永州司马，他从朝廷新锐沦为“俟罪”之臣，身份与境遇的巨变，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他的心。这一年冬，朝廷发布诏令，宣布将于次年（元和六年）春举行籍田典礼。籍田是古代帝王亲耕的仪式，象征“劝农重本”，是国家极为隆重的盛典。作为曾经的礼部员外郎，柳宗元对这类典礼仪制极为熟稔——他本应是参与筹备、执笔撰述的不二人选。然而此刻，他却身处数千里之外的永州，只能从邸报或友人来信中得知这一消息。
消息传来，诗人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不仅是错过了参与盛典的机会，更是被剥夺了为国家效力的权利。于是，他写下这首小诗，以贾谊和司马谈自况，抒发心中的郁愤与无奈。全诗仅四句，却浓缩了一个贬谪士人最深沉的家国之思与身世之悲。
第一联：“天田不日降皇舆，留滞长沙岁又除。”
天子即将驾临籍田举行大典，而我却滞留在这长沙旧地，眼看着一年又要过去。
首句写朝廷盛事。“天田”即籍田，“皇舆”指天子的车驾。“不日”二字，点出典礼在即，时间紧迫。这短短七字，写尽了长安城中的忙碌与隆重——可以想见，此时朝中百官正在紧张筹备，礼部衙门的灯火通明，文书往来如织。
而次句陡然转折，将镜头拉回永州。“留滞长沙”用贾谊典故——贾谊曾被贬长沙，这里借指诗人自己同样滞留南荒。“岁又除”的“又”字，最是沉痛：这不是第一年，也不是第二年，而是又一个年头过去了。年年盼望，年年落空。这一句，将首句的盛事与自身的冷落形成强烈对照，一热一冷，一近一远，反差巨大，张力十足。
第二联：“宣室无由问釐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我不能像贾谊那样被宣室召见、问以祭祀之事；又如司马谈滞留周南，临终前无法参与封禅，所撰之书也无处可托。
这一联连用两个典故，将诗人的悲愤推向深处。前句用贾谊宣室事。贾谊被贬长沙后，汉文帝曾将他召回，在宣室中问以鬼神之事。柳宗元反用此典：贾谊虽遭贬，终有被召回问政的一天；而自己呢？“无由问”——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那“釐事”即祭祀之事，正切合眼前的籍田典礼。诗人以贾谊自比，却比出了更深的绝望：贾谊毕竟还有被想起的时刻，而自己似乎已被朝廷彻底遗忘。
后句用司马谈遗恨事。司马谈是司马迁之父，曾任太史令，立志撰写史书。汉武帝封禅泰山时，司马谈因病滞留周南（今洛阳），未能参与这一盛典，竟“发愤且卒”。临终前，他拉着司马迁的手，嘱托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柳宗元以此自况：自己如司马谈一样，被“留滞”南荒，无法参与国家大典；所撰的典章文稿（“成书”），也无人可托，无处可寄。“何处托”三字，写尽了一个文人最深的悲哀——不仅自己无法亲与其事，连辛苦写就的文字，也找不到传递的途径。
整体赏析：
这首小诗仅二十八字，却以极简的笔墨容纳了极深的情感与极精的典故。首联写时事与身世的对立，一热一冷，张力十足；颔联连用两个历史典故，将个人的不幸置于历史的长河中，使悲愤获得了更深的厚度。
两个典故的运用尤其精妙。贾谊之典，侧重“召见问事”的机会；司马谈之典，侧重“参与盛典”的资格与“托付文字”的传承。前者是生前被重用的渴望，后者是身后留著述的期许。柳宗元以这两个典故，将自己被剥夺的双重痛苦揭示无遗——既不能参与当下，也无法托付未来。
全诗表面语气平和，实则字字沉痛。诗人没有大声疾呼，没有痛哭流涕，只是冷静地陈述事实、运用典故。然而正是这种克制，让悲愤更加内敛，也更加有力。那“岁又除”的“又”字，那“无由问”的“无”字，那“何处托”的“何”字，每一个都像一记重锤，敲在读者的心上。
写作特点：
- 用典精妙，契合无痕：贾谊与司马谈两个典故，既切合诗人贬谪的身份，又切合籍田典礼的主题，典与人、典与事高度契合，毫无牵强之感。
- 对比鲜明，张力十足：首句的盛典在即与次句的留滞南荒，形成强烈对照，一热一冷，一近一远，使诗意陡然深沉。
- 语言凝练，意蕴丰厚：二十八字中，有对时事的感慨，有对自身的悲叹，有历史的回响，有未来的忧虑，言简意丰，耐人寻味。
- 情感克制，沉郁顿挫：诗人没有直抒胸臆，而是通过典故和意象传达情感，表面平静，内里波涛汹涌，体现了柳宗元诗歌的典型风格。
启示：
这首诗首先启示我们思考个体与时代的关系。籍田典礼是国家盛事，是时代的宏大叙事；而柳宗元的“留滞长沙”，则是个体命运的悲剧。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那些被甩出轨道的人，只能站在路边遥望。这种个体与时代的错位感，是每一个身处变革时代的人都可能体会的。柳宗元的诗提醒我们：历史的聚光灯只照亮少数人，更多的人只能在阴影中默默守望。
诗中“岁又除”的“又”字，也让我们体会时间在等待中的重量。对于等待的人来说，时间不是均匀流逝的，而是一年年叠加的焦虑与失望。柳宗元在永州度过了十年，“岁又除”的感慨，他一定重复过无数次。这种被时间消磨却又无法挣脱时间的感觉，是贬谪者、流亡者、所有被命运“留滞”之人的共同体验。它启示我们：真正的痛苦，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打击，而是日复一日的消磨与等待。
最后诗中那份 “无处托”的孤绝感，尤其令人动容。柳宗元所托的，不只是文稿，更是自己的理想、才华、忠诚，以及一生的意义。然而“何处托”——没有一个可以交付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承载的地方。这种精神的无处安放，是流放者最深重的痛苦。它启示我们：人不仅需要生存的空间，更需要精神的依托；不仅需要当下的安顿，更需要未来的回响。当这一切都被剥夺时，写诗，或许就是最后的“托书”之所。
关于诗人：
柳宗元（773 - 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运城）人，世称"柳河东"。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贞元九年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贬永州、柳州。其文峭拔峻洁，《永州八记》确立山水游记范式；寓言《三戒》《捕蛇者说》揭露时弊；诗歌清峻孤峭，《江雪》"孤舟蓑笠翁"写遗世独立。与韩愈并称"韩柳"，同列"唐宋八大家"。在贬谪中深化文学创作，刘禹锡编其遗作为《柳河东集》，后世誉其"文如其人，峻洁精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