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韦参军」
高适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
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欢乐弥寰宇。
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
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
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
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
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
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
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
丈夫不作儿女别，临岐涕泪沾衣巾。
赏析：
这首诗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前后，时高适约三十岁，正处于早年漫游梁宋、求仕无门的困顿时期。高适少时家道中落，早年曾西游长安求取功名，却因“布衣不得干明主”而铩羽而归——唐代虽行科举，但权贵把持取士之途，寒门士子若无达官举荐，往往十年寒窗仍不得一第。此次挫败对青年高适打击甚深，此后他离开长安，东归洛阳，再辗转流寓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
梁宋之地虽为中原富庶之区，却非高适故土。他在此“兔苑为农”“雁池垂钓”，实则过着寄人篱下、生计维艰的漂泊生活。兔苑与雁池本是汉代梁孝王所筑园林，昔日曾是文人墨客流连的胜地，如今却成了诗人勉强糊口的所在——这一地理空间的反差，本身就蕴含着深沉的历史感与个人命运的无奈。正是在这段物质极度匮乏、精神倍感孤寂的岁月里，他与韦参军结下了深厚情谊。韦参军生平不详，当为在梁宋一带任职的低级官员或幕僚，与高适意气相投，不仅不以贫贱相弃，更在日常交往中给予诗人真诚的慰藉与陪伴。
这一时期正是高适诗歌风格形成的关键阶段。从早期的《别韦参军》到后来的《燕歌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个人抒怀到家国书写的发展脉络。此时的诗人虽未如后来“汉家烟尘在东北”般纵笔边塞，但诗中那股“二十解书剑”的豪气与“临岐涕泪沾衣巾”的深情，已然预示了其日后边塞诗慷慨悲壮的内在气质。韦参军的离别，触发的不只是一次友情的伤感，更是诗人对自己前半生漂泊无成的一次集中回望与深沉叹息。
第一段：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欢乐弥寰宇。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
二十岁时我辞别书剑，西行奔赴长安城。抬头仰望天子门庭，心中盘算着很快就能位列公卿。都说国家风气和谐超越三皇五帝，朝廷的欢乐充满天下。可那白璧般的赏赐只给近臣，平民百姓无缘得见圣明的君主。
开篇以追忆笔法展开。前两句写年少时的意气风发：“解书剑”意味深长——唐代士人常以文武兼备自许，“解”字既是告别，也暗含对自身才具的自信。“屈指取公卿”的“屈指”二字极妙，将年轻人的天真自负刻画得活灵活现——仿佛功名富贵尽在指掌之间。后四句笔锋陡转，借对“国风冲融”的赞美反讽现实的冷酷。“白璧赐近臣”揭露了权力核心的封闭性，“布衣不得干明主”则是一记沉重的叹息，宣告了求仕梦想的彻底破灭。
第二段：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
回到洛阳家无田产，东游梁宋也非故土。在兔苑耕作年年歉收，于雁池垂钓心中长苦。
此段转入现实的生存困境。“无负郭”用苏秦典，反衬自己连基本田产都无的赤贫状态。“非吾土”则写出漂泊者的精神孤独——梁宋虽可寄身，却永远不是故乡。后两句借古迹抒怀：兔苑本是汉代梁孝王的游猎场所，雁池也是梁园胜景，如今诗人却在此“为农”“垂钓”，昔日繁华之地与今日贫窘之身形成巨大反差。“岁不登”写耕作无获，“心长苦”写精神煎熬，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顿交织成一张挣脱不出的网。
第三段：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
世人待我如同对待众人，唯有你与我最是相亲。可喜的是相交日久见真情，你从未因我家贫而疏远。我们一起弹棋击筑直到日暮，纵酒高歌共赏杨柳春色。
在极写困顿之后，诗人笔调转为温暖。“世人遇我同众人”道尽世间冷暖，“唯君于我最相亲”则在对比中凸显韦参军的珍贵。后两句进一步深化：“未尝一日辞家贫”是对前句的具象化说明——真正的友情经得起贫寒的检验。接着以“弹棋击筑”“纵酒高歌”两个充满动感的画面，将往昔欢聚定格为永恒的美好记忆。琴声、棋影、酒香、春色交织在一起，成为灰暗人生中最亮丽的底色。
第四段：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欢聚未尽却要各自散去，让我心中惆怅心神不宁。大丈夫本不该像儿女般泣别，可临到路口泪水已沾湿衣巾。
结尾回到送别现场，情感在克制与释放之间激烈震荡。“欢娱未尽”四字写尽遗憾——不是情尽而散，而是不得不散，更添无奈。“惆怅惊心神”五个字层层递进：先是惆怅，继而惊心，离别之痛如潮水般涌来。最后两句尤为动人：诗人先以“丈夫不作儿女别”自我宽解、强作豪迈，却在“临歧”的瞬间彻底崩溃，“涕泪沾衣巾”的细节将所有伪装击得粉碎。这种欲作豪语而终于不能的情感真实，远比直白的哭泣更具震撼力。
整体赏析：
《别韦参军》是高适早期诗歌的奠基之作，其核心价值在于将个人命运的真实书写与友谊主题的深度开掘完美融合。全诗以“别”为题，却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追溯过往——从长安求仕的幻灭，到梁宋漂泊的困顿，再到患难相知的温暖，层层铺垫之下，最后的离别才显得如此沉重。这种“以叙事为抒情”的结构，使诗歌获得了超越一般送别诗的厚度：它不仅是一曲友情的赞歌，更是一份关于青春、理想与失落的个人证词。
诗中塑造的“我”与“君”两个形象极具典型性：“我”是那个时代无数失意士人的缩影——怀抱文武之才却报国无门，辗转漂泊而难觅归宿；“君”则是黑暗中的一束光——在“世人遇我同众人”的冷漠中，唯有他以真心相待。这种对照使诗歌超越了个人感怀，具有了更普遍的社会批判意义。而结尾“丈夫不作儿女别”的挣扎与“涕泪沾衣巾”的失控，则完成了一个立体的人格塑造——豪迈与脆弱、刚强与深情，在一个人身上共存，这正是高适诗风后来走向慷慨悲壮的内在基因。
写作特点：
- 自传式叙事与抒情的水乳交融
全诗以时间顺序展开个人履历（西游长安-归洛阳-过梁宋），却非枯燥记叙，而是通过典型场景（“举头望君门”“兔苑为农”）和细节刻画（“屈指取公卿”“未尝一日辞家贫”），将叙事转化为情感的载体。这种写法让读者在了解诗人经历的同时，自然进入其内心世界。 - 多重对比手法的层层递进
诗中构建了多组对比：少年意气（“屈指取公卿”）与现实打击（“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对比，揭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世人的冷漠（“遇我同众人”）与韦参军的亲近（“于我最相亲”）的对比，凸显友情的珍贵；前文强作豪迈（“丈夫不作儿女别”）与结尾真情流露（“涕泪沾衣巾”）的对比，刻画离别时复杂的心理波动。这些对比如层层浪涌，不断冲击读者情感。 - 用典的自然化与生活化
诗人使用“无负郭”（苏秦典）、“兔苑”“雁池”（梁园典）等典故，却不显生硬，而是将其融入自身经历，使历史与当下产生共鸣。“垂钓”暗含姜太公待时之意，也与“心长苦”的现实处境形成微妙张力。这种“用典如用字”的功力，体现了高适早期诗歌的成熟。 - 情感节奏的精准把控
全诗情感起伏如潮汐涨落：前八句低沉压抑（求仕失意），中四句转入困顿诉说，四句友情描写渐趋温暖明亮，最后四句陡然跌落至离别的悲伤。尤其结尾处“丈夫不作”的自我宽解与“涕泪沾巾”的情感失控之间，只有短短十个字的距离，这种大起大落的节奏设计，极具戏剧张力。
启示：
这首诗给予当代读者的首要启示，是关于如何在困顿中辨认真情。高适在“世人遇我同众人”的世态炎凉中，认出了韦参军“未尝一日辞家贫”的珍贵友谊。这提醒我们：真正的朋友不是在顺境中锦上添花的人，而是在逆境中依然选择与你并肩的人。诗中那段“弹棋击筑”“纵酒高歌”的回忆，正是因为发生在“岁不登”“心长苦”的背景下，才显得格外温暖动人。
其次，诗中呈现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至今仍是每个人成长中必经的课题。高适二十岁时的“屈指取公卿”，与后来“兔苑为农”的困顿，构成了那个时代无数士人的命运缩影。可贵的是，诗人并未因幻灭而走向愤世嫉俗或自我放逐，而是在困顿中依然保持对友情的珍视、对美好的记忆、对情感的真诚。这种在逆境中依然保持内心柔软的能力，或许比功成名就更值得尊敬。
最后，结尾处对离别之痛的真诚书写具有永恒的情感价值。诗人没有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式的豁达来消解悲伤，也没有用“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式的劝慰来掩饰泪水，而是让“丈夫”的豪迈与“涕泪”的失控同时存在。这种复杂性告诉我们：真正的坚强不是不流泪，而是流泪之后依然前行；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软弱，而是敢于在临歧路口，承认那一刻的“惆怅惊心神”。
关于诗人：
高适（704 - 765），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盛唐边塞诗派代表诗人。早年困顿潦倒，与李白、杜甫交游，五十岁后由宋州刺史累官至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其诗以七言歌行见长，风格雄浑悲壮，《燕歌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揭露军中苦乐悬殊；《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则于豪迈中见深情。与岑参并称“高岑”，殷璠《河岳英灵集》评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开创以政治军事视角写边塞的新境界，对中晚唐边塞诗及陆游等爱国诗人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