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
杜牧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赏析：
此诗作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至四年（844年）间，时杜牧外放为黄州刺史。黄州治所附近有赤壁矶（非三国赤壁之战原址），此地理错位恰恰激发了诗人的历史想象与创作灵感。会昌年间，唐王朝面临回鹘侵边、泽潞镇叛乱等诸多危机，虽在李德裕主持下有所应对，然国势整体疲弱之态难改。杜牧本人素以王佐之才自许，却长期任职地方，远离决策中枢，其心境之郁结可想而知。
这首诗正是这种个人境遇与时代氛围交织下的产物。诗人凭吊古迹，其意绝非简单的怀古伤今，而是以一位历史评论家的冷峻目光，重新审视那段早已被赋予正统叙事（孙刘联军正义获胜）的着名战役。杜牧绕过对周瑜雄姿英发的正面歌颂，独拈出“东风”这一偶然性因素，并大胆推演其反面结局，这不仅展现了其不蹈故常的史识，更深层地，是借历史棋局的偶然性，来隐喻个体才华在历史洪流与时代机缘面前的脆弱与无奈。这首诗因其立意奇崛、议论精警，成为中国古代咏史诗中“翻案”与“史论”传统的典范之作，其影响力远超文学范畴，成为后世思考历史必然与偶然关系时无法绕过的经典文本。
首联：“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一支折断的戟矛深埋在江岸泥沙之中，那铁质竟还未完全锈蚀；我亲自将它拾起，打磨洗净，辨认出它是前朝赤壁之战的遗物。
诗人以考古学家般的行为切入历史。“折戟沉沙”是战争的残酷结晶与岁月磨洗后的残骸，“铁未销”则暗示着那场惊天动地的冲突所遗留的痕迹与能量，并未被时间完全吞噬。而“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一系列动作，极具象征意味：“磨洗”是试图擦去时间的锈迹，还原历史的本相；“认”则是鉴别与确认，是诗人主动与历史对话、试图重新“辨认”和“认定”那段过往的努力。这寥寥十字，将诗人从现实旁观者，转变为历史的主动介入者与阐释者。
尾联：“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倘若那场东风没有给予周瑜便利，那么结局恐怕会是：铜雀台的深深春色里，将幽禁着大乔与小乔这两位绝代佳人。
此联是石破天惊的史论，也是全诗的灵魂。诗人运用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假设推理。他并未否认周瑜的才能，却将决胜的关键归于“东风”这一不可控的自然力。这一笔，无情地揭示了宏阔历史叙事背后，那令人心悸的偶然性。而推论的结果，并未落在政权更迭、生灵涂炭等宏大主题上，却聚焦于“二乔”的命运。“铜雀台”是曹操邺都的享乐建筑，“锁二乔”则将东吴最高统治者的妻子（孙策之妻大乔，周瑜之妻小乔）视为战利品。杜牧以“春深”修饰“铜雀”，在香艳的意象中暗藏森然的权力碾压。这一假设，以两位女子的个人命运，轻巧而残酷地撬动了整个历史的重量，将一场决定天下三分的大战，最终归结于对女性命运的控制，其视角之独特、讽刺之深刻，堪称绝唱。
整体赏析：
这首七绝是中国咏史诗中“以议论为诗”却毫无理障的典范。它完美地融合了具象的发现（折戟）、个人的动作（磨洗）、大胆的假设（东风不与）与象征性的结局（锁二乔），在二十八字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充满张力的意义世界。
诗歌的魅力在于其多层次的逆反与对照。首先是视角的逆反：不写胜利者的辉煌，而写失败者的可能（曹胜）；不写战争的宏大场面，而写战后的微小遗物（折戟）与战败的私人后果（锁二乔）。其次是逻辑的逆反：不强调人事谋划的必然成功，而突出天时机遇的偶然决定。最后是意象的逆反：以“春深”、“二乔”的柔美意象，来承载“锁”这一象征征服与占有的残酷事实。这种处处逆反寻常叙事的写法，迫使读者离开熟悉的历史结论，重新思考成败、英雄、偶然与必然等根本问题。
杜牧的高明，在于他将深刻的史识与尖锐的讽刺，完全包裹在优美的意象与含蓄的假设之中。诗歌表面冷静超然，实则暗流汹涌，既有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认知，也隐约透露出诗人对自身怀才不遇、所待之“东风”迟迟不来的深沉感慨。
写作特点：
- “小题大作”的切入艺术：诗人从“折戟”这一微不足道的战场遗物入手，如抽丝剥茧，最终牵扯出对历史走向的宏大论断。这种由微观实物直达宏观历史的叙事路径，既真实可感，又极具哲学意味，体现了杜牧高超的构思能力。
- 假设性历史思维的文学呈现：“东风不与周郎便”是典型的反事实假设。这种思维在史学中属于深度分析，杜牧将其引入诗歌，以文学想象的形式展开历史可能性的推演，打破了咏史诗多限于描述与感叹的窠臼，开创了以诗论史的新境界。
- 女性意象的政治隐喻功能：“二乔”并非普通的女性形象，她们是东吴政权核心人物的妻子，其身份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锁二乔”因此成为国家屈辱、政权倾覆的极致隐喻。杜牧以美人命运写国家兴亡，将政治残酷性以极其个人化、情感化的方式呈现，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 冷峻的史笔与诗意的词采相得益彰：诗中“折戟沉沙”、“铜雀春深”等语，画面感强，词采优美；而“不与…便”、“锁”等逻辑关联词与动词，则充满冷静的判断力。诗意的优美与史论的冷峻相互支撑，形成了杜牧咏史诗独特的“俊爽”风格——既才华横溢，又见解透辟。
启示：
这首作品如同一把锋利的思想手术刀，剖开了包裹在历史定论外的厚重外壳，让我们直视其肌理中偶然性的神经与脆弱性的血脉。它首先挑战了我们关于“英雄”与“成功”的线性认知。杜牧提醒我们，被载入史册的伟业，其成立往往依赖于一系列难以复制的特定条件（如那场东风）。这并非否定人的努力与才能，而是指出历史进程的开放性与其对机缘的深刻依赖。这对个人的启示在于：在尽人事的同时，需对天命（机遇、时势）保持一份敬畏与清醒，成功时不必全归己功，逆境时也不必全责己身。
其次，它展示了历史叙事的另一种可能——从边缘与弱势的视角（如“二乔”所象征的）重新审视中心与强权。当历史通常由胜利者书写，聚焦于帝王将相的功业时，杜牧却将目光投向可能成为战利品的女性，这无疑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与批判精神的历史观。它启示我们，要理解历史的全部重量，必须去倾听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淹没的、细微的哭声与沉默。
最终，这首诗是杜牧对自身与时代关系的一种曲折表达。那位等待“东风”的周瑜，何尝不是等待机遇施展抱负的诗人自己？而“铜雀春深锁二乔”的潜在结局，或许也暗喻着诗人对国运若不振、文明精华可能遭劫掠的深重忧惧。因此，这首诗不仅是对千年古战场的凭吊，更是一颗在晚唐风雨中跳动着的、充满焦虑与渴望的赤子之心，它的每一次搏动，都在质问机遇，都在警示危机，都在渴望一个能够让才华尽情燃亮的“东风”之便。
关于诗人：
杜牧（803 - 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文宗时进士，历官弘文馆校书郎，州刺史，中书舍人。晚唐诗人中，他是有自己特色的一人，后人并称李商隐与杜牧为“小李杜”。其诗明媚流转，富有色泽，七绝尤有情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