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先主庙」
刘禹锡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赏析：
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前后，刘禹锡时任夔州刺史。夔州地近蜀中，是当年蜀汉政权的核心区域。诗人途经蜀先主庙（即刘备庙），抚今追昔，感慨系之，遂写下这首咏史名篇。此时的唐王朝，已由盛转衰。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臣党争，昔日盛世的荣光早已不再。刘禹锡本人更是历经坎坷——自永贞革新失败后，他从朝廷新锐沦为贬谪之臣，在巴山楚水间辗转二十余年。此刻置身蜀先主庙，面对那位曾经“天地英雄”的刘备，诗人心中涌起的不仅是历史的追怀，更是对现实的深沉忧思。
刘备以一介织席贩履之徒，终成三分霸业，靠的是英雄气概与用人之明；而唐王朝的衰落，何尝不是因为后继无人、贤才不彰？诗中“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的慨叹，既是写蜀汉兴亡的教训，也暗含对当朝统治者的讽谏。咏史是为了讽今，怀古正是为了忧时——这正是刘禹锡此诗的深层命意。
首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天地之间充塞着英雄的浩然之气，历经千年，至今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开篇气象恢弘，高屋建瓴。“天地”二字，极写空间之阔大；“千秋”二字，极言时间之久远。在这无穷的时空坐标中，刘备的英雄气概依然“凛然”如昨。一个“尚”字，既是对刘备人格力量的肯定，也暗含对当世的感慨——古之英雄虽逝，其气犹存；今之世道，可还有这般人物？此句暗用曹操“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典，却不露痕迹，将刘备置于天地之间、千秋之际，赋予其超越历史的人格光辉。
颔联：“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于乱世中奠定三分天下的鼎足之势，以恢复汉室、重铸五铢钱为己任。
这一联紧承“英雄气”而来，具体写刘备的功业。“势分三足鼎”言其武功，在群雄逐鹿中终成鼎足之一极；“业复五铢钱”言其文治，以恢复汉室旧制为政治理想。“五铢钱”是汉武帝时期铸造的货币，至东汉仍沿用，这里借指汉室的制度与正统。两句一武一文，一开国立基，一恢复正统，将刘备的英雄功业概括得极为精炼。尤其“业复”二字，点出刘备一生志向——他不是一般的割据枭雄，而是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政治家。
颈联：“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
得到诸葛亮这样的贤相，方能开创蜀国基业；可惜生下的儿子，却不能继承父祖的贤德。
这一联笔锋陡转，由赞颂转入慨叹，由盛极写到衰微。“得相能开国”是对刘备知人善任的肯定——他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终成霸业；“生儿不象贤”则是对后继无人的痛惜——刘禅昏庸无能，终致亡国。“象贤”二字，语出《礼记》“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指子孙能效法先人贤德。诗人用这一对比，揭示了蜀汉兴亡的关键：开国靠贤相，守成需贤嗣；二者缺一不可。这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对当世的警醒。
尾联：“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最凄凉莫过当年蜀国的歌妓，如今却只能在魏国宫廷中献舞。
尾联以具体画面收束全诗，将亡国之痛推向极致。据《三国志》记载，刘禅降魏后，被迁至洛阳，司马昭命人表演蜀地歌舞，蜀国旧臣无不感伤，唯独刘禅“喜笑自若”。诗人不写刘禅的麻木，只写“蜀故妓”的凄凉——那些无辜的歌女，被迫在敌国宫廷中歌舞，她们的屈辱，正是亡国的缩影。而“凄凉”二字，既是对歌妓的同情，更是对刘禅不肖的批判，以具体画面收束全篇，含蓄而有力，令人回味无穷。
整体赏析：
这首咏史诗，以“英雄气”起，以“凄凉”结，在盛衰对比中完成历史的沉思。首联总起，将刘备置于天地千秋之间，气魄宏大；颔联分述其功业，一武一文，概括精当；颈联笔锋陡转，由得贤写到失嗣，揭示兴亡关键；尾联以画面收束，将亡国之痛具象化，令人扼腕。
全诗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四句写蜀汉之兴，重在赞颂；后四句写蜀汉之亡，重在慨叹。而贯穿始终的，是对“英雄”与“不肖”、“得贤”与“失嗣”的深刻对照。诗人借古讽今，通过蜀汉兴亡的历史教训，表达了对唐王朝现实的深切忧虑——当朝能否得贤才而用之？能否有贤嗣而守之？这些问题，既是历史的追问，也是现实的警醒。
写作特点：
- 对比鲜明，寓意深远：开国与亡国、得相与生儿、英雄气与凄凉妓，多重对比贯穿全诗，兴亡之理昭然若揭。
- 语言精炼，概括力强：“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两句，将刘备一生功业高度浓缩；“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两句，将兴亡关键一语道破。
- 用典自然，不露痕迹：曹操论英雄之典、“五铢钱”之代指、“象贤”之语源，皆化入诗中，浑然天成。
- 结尾含蓄，余韵悠长：以“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的画面收束，不言批判而批判自在，不言痛惜而痛惜自现。
启示：
这首诗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关于人才传承与守成之难。刘备雄才大略，得诸葛亮而开国，却因刘禅不肖而亡国。这告诉我们：开创基业固然艰难，守住基业更为不易。一个人的成功，不能保证一个家族的延续；一代人的奋斗，不能替代下一代人的担当。历史的兴衰往复，往往就系于这“得相”与“生儿”之间的落差。
在当下，这一启示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无论是事业的传承，还是精神的延续，都需要后继者具备“象贤”的能力——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对先辈精神内核的真正理解与发扬。刘备的悲剧提醒我们：选拔接班人、培养后来者，是任何事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这首诗也让我们思考英雄与时代的复杂关系。刘备身处乱世，却能以一己之力开创三分基业；而他的儿子身处相对安定的环境，却坐吃山空，终致亡国。这说明：英雄气概既需要天性的禀赋，也需要时势的淬炼。刘禅的平庸，固然有自身的原因，也与他在安逸中长大不无关系。这启示我们：真正的传承，不是给后代一个安稳的避风港，而是让他们在历练中成长为能担大任的人。
最后，诗中“凄凉蜀故妓”的画面，也让我们看到亡国的代价最终由普通人承担。那些蜀国的歌妓，她们何曾参与朝政，却要在敌国宫廷中强颜欢笑，成为亡国的象征与牺牲品。这提醒我们：政治兴亡的背后，是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点。
关于诗人：
刘禹锡（772 - 842），字梦得，中山无极（今属河北）人，后迁洛阳。唐代中叶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这一时期具有独特成就的诗人。在他的创作中，不乏反映时事和民间疾苦的诗篇。艺术上，他既能继承前代优秀的文学遗产，又能从民间文学中吸取有益的养料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诗歌语言明快活泼，节奏响亮和谐，风格雄浑爽朗，为时人所推重，誉之为“诗豪”。尤其是仿民歌的《竹枝词》，于唐诗中别开生面。有《刘梦得文集》。
